[拼音]：Zhongguo gudai diaosu

[外文]：Ancient Chinese Sculptures

我国史前至清代以可塑或可雕刻的材料制成具有三维空间的造型艺术作品。圆雕与浮雕是其主要形式，此外尚有透雕、线刻等。依材料可分为泥塑、陶塑、瓷塑、木雕、玉雕、石刻、砖雕、骨牙雕刻、竹雕、金属铸像等众多品种；按用途大致可区分成纪念性雕塑、工艺装饰雕塑、建筑雕塑、园林雕塑、陵墓雕塑、明器雕塑、宗教造像、案头雕塑等不同门类。我国古代雕塑创作非常发达，各个历史时期在不同的雕塑领域有着辉煌的建树。

我国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出现雕刻艺术品，如河北兴隆县的一处洞穴堆积中，曾出土两截刻划着复线水波纹及斜格纹的鹿角化石，刻纹清晰优美，经测定距今 13000年，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骨雕艺术的珍贵实例。进入新石器时代后，陶塑与泥塑成为当时很流行的雕塑品种，此外还有玉雕、骨牙雕、木雕等品种。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陶塑以河南密县莪沟北岗出土的陶人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陶人头、陶猪与陶羊、北京平谷上宅出土的陶猪头等为代表，造型比较拙稚。

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及大汶口文化的陶塑作品，多属工艺装饰雕塑，其中不乏优秀遗例。甘肃礼县高寺头出土仰韶文化的陶塑少女头像、陕西洛南出土人头形器口红陶壶、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天水柴家坪与陕西扶风姜西村出土仰韶文化浮雕陶人面、传甘肃东乡出土的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人头形陶器盖，皆是各具特色的人像陶塑佳作。

辽宁喀左东山嘴与建平牛河梁遗址，相继出土小型陶塑孕妇像及与真人等大的泥塑女神头像，附近还发现形体更大的女性陶像残块。研究者普遍认为它们是丰收女神或地母神的形象。

在动物雕塑方面，陕西华县太平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庙底沟类型晚期的鹰形陶鼎、山东胶县三里河出土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猪型与狗型陶鬶、江苏吴江梅堰出土良渚文化的水鸟形陶壶等，皆为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工艺雕塑，开商周鸟兽形铜尊卣造型之先河。此外，湖北天门邓家湾与黑龙江宁安莺歌岭等地出土的陶塑狗、象、猴、鸟、猪、熊等小动物，形象活泼，特征鲜明，体现了各地先民在捕捉动物神态方面的才能。

我国迄今发现最古老的石刻作品是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附近采集的一件石刻人头，作瞠目张嘴状，五官造型夸张。辽宁东沟后洼屯遗址出土的小型滑石雕刻作品，包括半身人像、 复合头像、虬龙、石鱼等，形象古朴。四川巫山大溪、甘肃永昌鸳鸯池、陕西神木石峁等地皆出土带穿孔的浮雕玉石人面，呈现着瞠目吼叫姿态，或系巫术活动中用作驱邪逐疫的护身符。河北滦平金沟屯红山文化遗址出土若干件石刻女人像，皆作圆雕形式，高30厘米左右，脸型 ，五官朦胧， 凸起，溜肩鼓腹，下肢蹲踞，仿佛临产孕妇，其涵义当与辽宁喀左东山嘴出土的陶塑孕妇像相同，都是崇拜丰收女神的产物。

史前玉雕以内蒙古翁牛特旗出土的碧玉龙与龙首玦、浙江余杭反山出土的神徽纹大玉琮与透雕神人玉冠饰最为精美，标志着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玉石雕刻的卓越技艺。

兽骨 是狩猎经济的副产品，史前人们将这些硬质材料也用于雕刻。陕西西乡何家湾出土仰韶文化骨雕人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双凤朝阳纹 饰牌与鸟纹骨匕、江苏吴江梅堰出土的鱼形骨匕，都是具有观赏价值的工艺雕刻品。河姆渡还出土圆雕小木鱼。

夏商周时代除陶塑、玉石骨牙雕刻继续发展之外，青铜雕塑的成就尤为突出，东周的彩漆木雕亦颇足称道。商代和西周的雕塑，不论是圆雕或装饰性浮雕，均讲究左右对称，格调神秘瑰奇。至战国时代才突破了这种程式，向着生动活泼的方向发展。

夏代的陶塑以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陶羊、陶虎、陶龟及陶蟾蜍为代表，用捏塑加锥划方法制成，形象朴拙，特征鲜明。商代前期的陶塑以郑州二里岗出土者为代表，有跽坐人像、陶虎、陶羊、陶猪、陶龟及陶鱼，品种增多。商代后期的陶塑人面形器盖，十分引人注目，在河北藁城台西与河南安阳殷墟皆有发现，盖面上塑着四个瞋目抿嘴、突颧尖颏的高浮雕人面。殷墟还曾出土带枷男女奴隶陶像，揭示了商代严酷的阶级关系。四川成都青羊宫商周遗址出土的捏塑陶虎，周身刻划斑纹，作昂首呼啸状，造型颇生动。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以俑葬代替人殉的社会变革，在山东临淄与山西长治的春秋战国之际墓葬中，出土两组小型 、侍婢俑，工艺较粗率，但在刻划人物动态方面作出了可喜的尝试。

商代铸铜技艺卓越，青铜雕塑成就辉煌。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掘一处商代后期祭祀坑，出土通高262厘米的青铜立人像和横径134厘米的特大神面像，还伴出数十件与真人等大的铜铸人头像与人面像，造型精美，格调奇伟，气势非凡。1989年冬，江西新干商墓出土长着犄角的青铜双面神头像，也是具有地区特色的商代铸铜杰作。此外，陕西宝鸡茹家庄出土的西周握圈小铜人、湖北随县曾侯墓出土的编钟架上的钟铜人及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战国捧管铜人等，造型也都各具特色。

商周时代的鸟兽形铜尊、卣，是青铜工艺雕塑的优秀典范。商代的作品如湖南醴陵出土的象尊、湘潭出土的猪尊、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传湖南安化出土的猛虎 卣及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鸮尊等，西周的作品如陕西宝鸡出土的牛尊、长安出土的邓中牺尊、郿县李村出土的盝驹尊等，均于洗练的动物造型上饰以华丽的纹饰，显得格外庄重典雅。战国时的作品如河北平山出土的错金银猛虎噬鹿铜器座、安徽寿县出土的错银铜卧牛及云南江川出土的牛虎形铜祭案，则以生动活泼见长。

商代有着发达的玉石雕刻。河南安阳四盘磨与小屯妇好墓出土玉石人像甚多，高 4～14.5厘米，跽坐者多，立姿者少；有的服饰华丽，有的仅在腹下系挂蔽膝，标志着不同的社会身份。妇好墓出土的黄玉跽坐人像，服饰考究，神态倨傲，雕琢精细。殷墟出土的石雕动物，多数用大理石雕成，形象有鸮、虎、熊、象、牛、鸬鹚、鸟、鸭、蝉、蛙、龟等，以造型匀称、格调庄重为特色。

西周玉石雕刻多为片状平雕作品。著名遗例有洛阳出土的玉人、甘肃灵台出土的人形玉凿、长安沣西出土的巨口獠牙兽面玉饰等。宝鸡茹家庄与长安张家坡出土的若干平雕动物形小石饰，具有剪影效果。春秋时代的玉雕，以河南光山黄君孟墓出土的玉人头、人面蛇身珮与玉虎珮为代表。战国玉石雕刻技艺益加精湛，安徽长丰与河北平山出土的龙、虎形珮，形式多样，造型矫健。安徽寿县出土的一对战国石卧牛，呈扭头蜷腿姿态，突破了商周以来造型对称的旧程式，是石刻艺术发展到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在俑葬取代人殉的社会变革潮流推动下，战国的木俑制作日趋兴盛，《韩非子·显学篇》有“象人百万” 的记载。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等地楚墓出土木俑甚多，或用单块木头雕刻而成，或用榫卯拼接手臂，姿态有立有跪，俑身或施彩绘，或着绢衣，其身分为侍仆或歌舞伎。楚墓出土的木雕动物，除了造型诡谲的镇墓兽之外，在湖北随县及江陵望山等地还出土卧鹿、禽兽座屏、鸳鸯盒及立凤卧虎形鼓座等，皆髹漆彩绘，显得富丽堂皇。

战国时代，建筑装饰雕塑有了初步发展。齐国流行树木对兽纹半瓦当，燕国流行对兽、饕餮纹半瓦当，秦国流行奔鹿纹与凤鸟纹圆瓦当，皆模印而成，浮雕式的动物图案生动有致。此外，燕下都还出土抵角兽纹砖与虎头形陶水管，装饰效果颇佳。

秦汉时代伴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雕塑艺术被统治者视为宣扬功业的有力工具，得到蓬勃发展，在陶塑、大型石雕及青铜铸像等方面，成就尤为突出。

秦代陶塑艺术的代表作是1974～1976年在陕西临潼西杨村秦始皇陵从葬坑发现的陶塑兵马俑，有武士俑7000多个、驷马战车100多乘、陶战马100多匹。形体与真人真马等大，用模制与手塑相结合的方法制成，外施彩绘，手法写实。武士俑分为步兵、骑兵、 兵等兵种，多数为威武刚强的形象。它们被埋藏在 3个俑坑中，构成军阵场面，是秦始皇“示强威、服海内”思想的产物，显出不可一世的磅礴气势。

汉承秦制。西汉前期的王侯贵戚亦用陶塑兵马俑随葬，借以炫耀其生前地位与权力。陕西咸阳杨家湾、江苏徐州狮子山等地出土的西汉陶塑兵马俑，有骑兵俑、步兵俑、军乐俑、投射俑等不同种类，俑高只及真人真马的四分之一左右，造型较概括。此外，徐州北洞山出土的西汉彩绘仪卫陶俑，咸阳张家湾西汉阳陵从葬坑出土的陶塑男裸俑，西安白鹿原出土的西汉陶塑女坐俑，西安白家口及江苏铜山出土的西汉 俑等，均以造型优美见称。济南无影山西汉墓出土的乐舞杂技陶俑盘，则以情节性群塑形式，表现了观赏乐舞杂技表演的热烈欢快气氛。

东汉陶塑题材广泛，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有所增强，艺术技巧也进一步提高。从河南、四川、广东等省出土的陶塑作品来看，部曲农夫俑、厨炊俑、婢仆俑、伎乐俑、坞壁、水田、碓坊等占有很大比率，反映了封建庄园经济的发展及封建贵族贪图享乐的心理。四川成都天迴山与郫县出土的击鼓说唱俑，将民间艺人诙谐滑稽的神态，刻划得维妙维肖。动物陶塑以四川乐山斑竹湾出土的陶马驹、河南辉县百泉出土的陶子母羊、南阳出土的釉陶狗等，最富生活 。

我国迄今发现的大型石雕，可以上溯到西汉前期，如河北石家庄小安舍保存的一对男女跽坐石人，高160～174厘米，从造型风格与所处地望判断，系汉文帝初年(前179)修治赵佗先人冢时所雕造，今存陕西长安常家庄与斗门镇的汉昆明池石刻牵牛、织女像，雕造于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今存陕西兴平道常村附近的汉汉霍去病墓石雕，系元狩六年(前117)由“左司空”署匠师所雕造，包括马踏匈奴、跃马等大型作品14件，气魄深沉雄大，是西汉纪念性雕刻取得重大成就的标志。

东汉石刻人像，多采用方柱形石材雕成，格调古朴。典型遗例有四川灌县出土东汉建宁元年(168)雕刻的李冰石像、河南登封中岳庙及山东曲阜鲁王墓石翁仲等。代表东汉石刻艺术新成就的作品是河南洛阳、南阳、四川雅安、芦山，陕西咸阳，山东嘉祥等地发现的石辟邪与石狮子，均用于表饰坟墓，造型雄健豪迈，对后世陵墓雕刻有深远影响。

印度创立的佛教美术，于汉代传入我国。东汉后期，我国出现了零星的佛教造像，其著名遗例有四川乐山麻浩崖墓享堂后壁的浮雕坐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雕刻中的立像、山东滕县画像石上的六牙白象等。

史载秦代曾铸造“重各千石”的钟铜人和“各重二十四万斤”的金狄，惜已毁于汉末董卓及前秦苻坚之手。存世的汉代铸铜名作，有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铜羽人，兴平出土的鎏金铜马，广西贵县、贵州清镇平坝、河北徐水等地出土的大型青铜马，甘肃武威出土的青铜车马仪仗俑等。武威雷台东汉墓还出土一件三足腾空、一足踩在飞鸟背上的铜马，造型精绝，被誉为青铜雕塑史上的奇葩。

汉代木雕发达，在湖南、湖北、江苏、甘肃等省出土较多，通常包括侍仆木俑、伎乐木俑等作品。湖北江陵凤凰山第 167号汉墓出土24件车仗奴婢木俑，躯体颀长并富有曲线变化，种类丰富，造型优美，为汉初木雕佳作。江苏邗 场出土的跽坐说唱木俑，姿势也颇生动。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木俑、木马、木牛车、木猴、木狗、木鸭、木雕独角镇墓兽等，则形象简洁优美，格外耐人寻味。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封建割据、战乱连绵的时代。现实的苦难为宣扬出世义理的佛教提供了良好的传播土壤，建寺造塔、开窟雕像之风极盛。佛教造像、陵墓雕刻、陶瓷雕塑是当时雕塑创作的3 个主要方面。

东汉后期在四川、苏北、鲁南等地萌芽的佛教造像，魏晋时期逐渐扩展。孙吴辖区武昌莲溪寺永安五年(262)校尉彭卢墓，曾出土浮雕立佛像的鎏金铜牌饰。江苏、浙江一带的东吴凤凰、天玺纪年墓，西晋元康及东晋永昌纪年墓，均出土贴塑佛像的越窑青瓷罐。模印而成的佛像，皆着通肩袈裟，衣纹在胸前下垂，双手执衣裾，结跏趺坐。其形象与四川彭山及绵阳东汉崖墓出土摇钱树上的坐佛像相仿。南朝遗存的佛教造像不多，凿于齐梁间的南京栖霞山石窟和新昌剡溪大佛，或因破损，或经重装，均已丧失原貌。现藏四川省博物馆的数块有齐、梁纪年的造像碑，既有高浮雕的释迦、菩萨(观音、普贤)、徒弟、力士、伎乐及狮象，又有浅浮雕的经变故事与供养人行列，形象俊逸秀丽，为南朝佛教造像佳作。

中原北方在十六国北朝时期，佛事大盛。存世佛教造像，除有后赵建武四年(338)、夏胜光二年(429)及北魏纪年的金铜佛像与造像碑之外，尤以石窟雕塑为大宗。始凿于十六国晚期的有永靖炳灵寺石窟、敦煌莫高窟、及天水麦积山石窟。其中，炳灵寺第 169窟无量寿佛龛有西秦建弘元年(420) 墨书题记。本期主要塑像有释迦、三世佛、交脚弥勒、释迦多宝二佛并坐、思维菩萨、西方三圣等。佛像面相雄健，直鼻大眼，嘴小唇薄，躯体粗壮。多数着通肩袈裟，少数着半通肩袈裟，袒右胸与右臂。菩萨高冠、披发，袒裸上身，下着长裙，披帛绕臂下垂，体态浑厚。北魏时期，由皇室显要开凿的有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和巩县石窟寺，此外还有庆阳北石窟寺与泾川南石窟寺、固原须弥山石窟、义县万佛堂石窟及渑池鸿庆寺石窟。雕造于文成帝兴安二年至和平年间(453～465)的云冈“昙曜五窟”，是北魏早期佛教造像的杰出代表，雕刻题材基本沿袭十六国晚期，增加千佛、十大徒弟等内容，佛像造型风格亦同前期，较多地保留着犍陀罗雕像特征。北魏中期，增加七佛、维摩文殊对坐、供养天人及世俗供养人行列，本生、佛传故事雕刻甚为流行。伴随着孝文帝推行服制改革，佛像也换上褒衣博带式的汉服，佛与菩萨的嘴角带着微笑，给观众的亲切感增强，外来的佛教造像从此开始逐渐我国化。北魏晚期及东、西魏时期，佛教造像具有秀骨清象之特征，如洛阳永宁寺塔基出土约作于熙平初年(516)的影塑菩萨、比丘及供养人像，青州兴国寺遗址出土武定二年(544)造像碑上的菩萨像以及敦煌莫高窟与麦积山石窟的西魏塑像，都是清秀型造像的代表作。北齐、北周时期开凿的石窟寺，以邯郸响堂山石窟和太原天龙山早期洞窟为代表。此外，尚有河南、安徽、甘肃等省博物馆所藏北齐与北周纪年造像碑，其造像衣纹简化，形貌略嫌臃肿。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大灭佛法，寺塔造像颇多摧残。

江苏丹阳、句容两县及南京市郊，保存南朝陵墓石刻甚多，通常有石兽、神道碑等。石兽形同狮子而肩胛生翼，作昂首跨步怒吼状，形体硕大，气势恢宏，艺术水平较东汉时又有提高。北朝陵墓石刻保存不多，从原存长安查家寨的“大夏真兴六年”(424)刻铭大石马、洛阳邙山北魏静陵及河北磁县湾漳北齐大墓的石刻仪卫人像来看，雕刻品种与南朝不同，造型简括，格调肃穆。此外，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陪葬墓出土的石刻武士俑与浮雕朱雀纹石门楣，司马金龙墓出土浮雕伎乐云龙纹石础，刀法细腻。北朝宫苑建筑常采用精美的石刻构件作装饰，典型遗例有河北临漳邺城铜雀台东魏北齐地层出土的石螭首、传出邺城铜雀台今藏日本东京大仓集古馆的狮形石座等。

东吴、两晋时期，江南瓷塑颇兴盛。南京赵士岗、清凉山吴墓出土青瓷羊形水注与蛙形水盂，宜兴出土西晋青瓷神兽尊，是出色的瓷塑工艺品。湖北黄陂吴末晋初墓、湖南长沙与南京板桥西晋墓出土青瓷院落、持刀执盾部曲俑、捣臼俑、骑马武士俑、对坐书吏俑、牛车、碓坊、畜圈等瓷塑作品，皆捏塑而成，生活气息浓郁，形象生动传神。

中原北方地区，魏晋北朝仍然流行模制彩绘陶俑。洛阳西晋墓通常出土陶塑甲装部曲俑与陶牛车，部曲俑作举臂投刺状，两腿间有经刀切擘开的“开裆”特征。各地出土北朝陶俑颇多，每墓少则数件，多则逾千件。洛阳北魏元邵墓与赞皇东魏李希宗墓出土的陶俑，造型清秀俊美。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萨满巫师俑，手执法器，舞姿翩跹；同墓出土的陶卧驼，塑造出机警耐劳的特点。磁县湾漳北齐大墓出土陶俑达1500多件，内有一对大文吏俑，通高 142.5厘米，比例准确，形貌端肃，为秦俑之后罕见的陶塑巨构。

隋唐五代是我国雕塑艺术的鼎盛时期。佛教造像的进一步我国化与世俗化，陵墓仪卫雕刻题材的拓展与制度的形成，陶瓷雕塑的精美多样等等，构成隋唐雕塑繁花似锦的局面。

隋开国之初，立即下诏复兴佛法。唐代倡导佛教更是不遗余力，除武宗李瀍反佛外，其余诸帝皆为佛教与道教的积极维护者。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洛阳龙门、太原天龙山等石窟，隋唐继续开窟造像，规模超过北朝；此外，新开凿的有青州云门山石窟、济南玉函山与柳埠千佛崖、广元千佛崖与皇泽寺、乐山与安岳摩崖造像等。莫高窟的隋代洞窟，流行一佛、二徒弟、二菩萨的造像组合形式。云门山隋开皇年间雕造的第 2窟，有保存较好的高浮雕大势至菩萨，比例匀称，服饰华丽，为隋初优秀雕刻遗迹。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隋代石刻造像碑与单尊佛像，具有从北朝向唐代转变的风格特点。西安南郊出土隋开皇四年(584)铜铸鎏金阿弥陀佛五尊像，艺术水平卓越，堪称稀世珍宝。

唐代石窟造像较优秀的遗迹是龙门石窟、初唐的潜溪寺窟与奉先寺摩崖大龛。后者本尊为通光座高 17.14米的卢舍那大佛，其形象崇高庄严，神态亲切慈祥，具有巨大的艺术感召力，在我国乃至世界雕刻史上放射着夺目的光辉。敦煌莫高窟第45窟开凿于盛唐时期，所塑菩萨躯体呈左右扭动的“ S”形，绰约多姿；炳灵寺唐代窟龛表明，这种躯体扭动的菩萨形象，在高宗永隆二年(681) 龛即已出现，它是佛教造像受世俗审美观念影响日益加深的结果。

山西五台山唐建中三年(782)重建的南禅寺大殿，因地址偏僻，未遭武宗会昌灭佛之祸，殿内保存着17尊彩塑，体态安详，丰腴得度，颇足称道。佛光寺大殿曾毁于会昌灭法，重建于唐大中十一年(857)，殿内佛坛上保存以三世佛为中心的彩塑27尊，代表最繁复的寺院造像组合，因经后世俗工妆彩，形象不及南禅寺。山西平遥郝洞村北汉天会七年(963)建造的镇国寺万佛殿，佛坛上存彩塑11尊，除释迦为后世重塑外，其余诸像从造型与组合来看，尚存唐代遗风，为五代彩塑珍贵遗迹。

唐代存世的造像碑，以原存山西猗氏县大云寺、今藏山西省博物馆的涅槃变碑像最为宏丽精美，它雕刻于武周天授二年(691)，碑额部雕天宫和须弥山，碑身正面刻临终遗诫、入涅槃、纳棺、再生说法、送葬、荼毗等六图，碑阴上部续刻八王分舍利和起塔，合为涅槃变八图浮雕，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盛唐的白大理石造像，以五台山佛光寺无垢净光塔塔基出土、雕刻于天宝十一年(752)的释迦坐像及迦叶、阿难立像，西安兴庆宫遗址出土观音菩萨坐像，原存山西安邑景云宫、今藏山西省博物馆的当阳天尊坐像等，最为出色；后者刻于开元七年(719)，像座刻有观主造像铭及线刻供养人像，为唐代道教造像佳作。

隋代国祚短暂，陵墓雕刻无建树。唐代继承秦汉、北朝的陵墓雕刻制度而加以发展，由门下省甄官署主管其事。分布在关中的唐代18陵与河北隆尧等地的唐祖陵，如今绝大多数尚存石人、石兽等雕刻遗迹。

早期的唐陵石刻尚未形成定制，品种、造型与数量皆因陵而异，具有探索开创阶段富有生气的创造精神，例如永康陵的蹲狮，尚存北朝石狮的朴拙格调；唐高祖献陵的石虎与石犀，以巨大的体量与温驯优美的造型，体现了陵墓雕刻所追求的庄严肃穆气氛。唐太宗李世民是初唐最有作为的政治家，他开创因山造陵制度，选礼泉县高耸突兀的九嵕山营建昭陵，派将作大匠兼著名画家阎立德和阎立本兄弟负责设计营造，从贞观十年动工至贞观二十三年竣工(636～649)。现存昭陵石刻遗址，有陵园北门内的浮雕六骏石屏和祭坛两旁的14国君长石像。唐昭陵六骏是为唐太宗陷军破阵立下卓著战功的 6匹骏马的写照，是一组纪念性高浮雕巨制。其中特勒骠、青骓、什伐赤、白蹄乌等 4块，现藏陕西省博物馆；最精美的飒露紫、拳毛两块于1914年被掠运出国，现藏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馆。作者以高度写实的技巧，刻划了六骏劲健的雄姿与非凡的气质，代表唐代雕刻艺术的峰巅。

从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开始，唐陵石刻形成定制。石刻品种有华表、翼马、鸵鸟、石马、控马人、文武侍臣、客使、蹲狮等，格调庄严肃穆。此外，武则天之母杨氏的顺陵 (在咸阳北郊)、睿宗的桥陵(在蒲城县金炽山 )、肃宗的建陵(在礼泉县武将山)等，石刻亦比较精美。

五代十国的陵墓雕刻以精细见长，而气势不如唐代。典型遗例有成都前蜀王建墓，包括陵前的石刻侍臣、墓室内的王建坐像、抬棺武士石像及雕饰伎乐图像的石棺床等。此外，福州战坂乡闽王王审知墓前的石人与石兽、南京牛首山南唐李昪墓(钦陵)内的浮雕武士像，亦属五代陵墓雕刻重要遗迹。

隋唐陶瓷雕塑包括男女人物俑、陶塑动物、12生肖俑、镇墓兽及模型器等 5类，生活气息浓郁。隋至初唐的陶瓷俑，造型崇尚清秀。河南安阳隋开皇十五年(595)张盛墓出土陶瓷雕塑逾百件，品种十分丰富。此外，山东嘉祥英山隋开皇四年(584)徐敏行墓、西安隋大业四年(608)李静训墓、隋敦煌太守姬威墓、隋大司徒李和墓及安徽亳县隋墓等，亦出土众多陶俑，有的尚保留风帽仪仗俑与铠马骑俑等北朝墓俑题材；女俑多着短襦长裙，体态清秀。湖南、湖北的隋墓，均出青瓷12生肖俑。初唐时期，从四川万县贞观年间墓出土的青瓷俑及陕西礼泉麟德元年(664)郑仁泰墓出土的彩绘釉陶俑来看，仪仗俑、骑马俑、载物骆驼、胡人控马俑及昆仑奴俑增多，反映了当时与西域、南亚经济文化联系之密切。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初唐墓出土的胡俑头像，艺术手法爽利泼辣；彩塑舞狮俑，形象欢 人。

唐代陶瓷雕塑最出色的代表，是西安、洛阳、扬州、山西、甘肃等地唐墓出土的三彩釉陶塑，它始于高宗朝，盛于玄宗开元时期，其绚丽色彩与优美造型最能体现盛唐气象。甘肃秦安景龙三年(709)墓出土的三彩武士俑( 或称镇墓天王俑)，高162厘米，身著铠甲战袍，足踏夜叉，施黄、绿色釉，形体高大，神态威武，为唐俑巨构。洛阳龙门东山北麓景龙三年唐定远将军安菩墓出土镇墓武士俑、文吏俑、载物骆驼、三彩马及胡人控马俑等三彩陶塑数十件是有关三彩陶塑的重要发现。西安开元十一年(723)鲜于庭诲墓与中堡村盛唐墓出土的三彩骆驼载乐俑，骆驼的雄健与乐舞人物的姿态表情均塑造得生动传神，艺术水平极为杰出。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三彩持物女坐俑与山西长治出土的三彩抱鸭女坐俑，还保留着初唐俊秀型的容貌；而西安小土门与中堡村唐墓出土的女乐俑与女立俑，则是盛唐丰腴型美女的典型。唐三彩马姿态生动多样，西安西郊制药厂唐墓出土的三彩骑马奔驰俑，骏马似离弦之箭；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的黄釉马，作俯首觅草状，给人以悠闲轻松的感觉。

隋唐五代用雕塑艺术美化桥梁寺塔等公共建筑，成就颇足称道。例如河北赵县隋大业年间建造的安济桥石栏板、济南柳埠千佛崖前的唐代石雕龙虎塔、西安大雁塔门楣石刻佛殿说法图等，不论是浮雕或是线刻，均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五代南唐在整修南京栖霞山隋建舍利塔时，于基座部分补刻的佛传故事浮雕(即释迦八相)，艺术水平也相当高。河南安阳清凉山唐乾元元年至咸通十一年(758～870)建造的修定寺塔，堪称集石雕与砖雕装饰之大成。此外，山西永济蒲津桥遗址清理出开元年间铸造的大铁牛与铁人，河北沧州故城所存后周广顺三年(953)铸造的铁狮子，都是精美的建筑景观雕塑佳作。

宋元时期由于城市商业的发展和推崇儒家理学思想，开窟造像之风已不如前代之盛。元代统治者信奉喇嘛教，发端于 的喇嘛教造像从元代开始流布华北、杭州等地。北宋陵墓雕刻沿袭唐代传统，但规模与气势明显削弱。雕砖、陶瓷塑像等小型雕塑，表现技巧有所提高。

宋元时期开窟造像较多的是陕北地区及四川大足、浙江杭州等江南地区。陕北地区北宋中晚期开凿的石窟，以延安清凉山万佛洞、富县阁子头寺、子长北钟山万佛寺、黄陵、吕村石空寺等为代表，造像题材有释迦、三世佛、千佛、徒弟、菩萨 (文殊、普贤、观音、日光、月光菩萨 )、五百罗汉或十六罗汉、佛说法图、涅槃变等。其中，延安清凉山万佛洞的游戏坐菩萨、富县阁子头寺西壁的涅槃变浮雕、子长县万佛寺造型完美的三世佛与庄重秀美的徒弟、菩萨立像，可谓北宋石雕佳作。四川大足北山与宝顶山，是宋代开窟造像规模较大、艺术水平最突出的地方。大足北山第 136窟(心神车窟)的日月观音及文殊、普贤，形象俊美，服饰华丽；第125龛与113龛的数珠手观音与水月观音，形象妩媚多姿，体态舒展自然，为宋代造像精品。大足宝顶山大佛湾摩崖造像，系南宋僧人赵智凤于淳熙至淳祐年间募化开凿的密宗道场，规模宏大，设计严密，内容有佛涅槃经变、佛本生经变、佛报恩经和父母恩重经变、阿弥陀西方净土变、地狱变以及象征佛家调伏心性的牧牛道场等，将大量世俗生活情节与农妇、牧童形象纳入宗教雕刻之中，可谓别开生面。杭州灵隐飞来峰的宋元造像，以中段临溪摩崖龛宋雕布袋弥勒和十八罗汉像、第19号龛元代浮雕唐僧取经故事、青林洞口上方的华严三圣、通天洞口外的金刚萨埵菩萨与普贤菩萨、冷泉溪南岸的不空索观音等至元年间 (1282～1292) 雕像，最有时代特点。华北的元代宗教造像，以北京昌平居庸关过街塔石砌券门洞两壁的浮雕佛像与四天王像最为精美。元代的道教石窟，以太原龙山元全真教重要人物宋德方(道号披云子)于蒙古太宗八年(1236)开凿的三清洞最为重要，其中的太上老君像，长须挂腮，表情豁达，风神高逸。

这一时期寺庙雕塑遗迹丰富。河北正定隆兴寺大悲阁宋开宝四年(971)铸造的四十二臂观音立像，高逾 22米，为我国现存铜像之冠。该寺摩尼殿佛坛上泥塑释迦与二徒弟像，造型亦庄重大方。宋代寺庙多塑罗汉，著名遗例有江苏吴县甪直保圣寺塑像的 9尊罗汉，其中达摩、讲经两尊者梵相胡貌，神情专注，衣纹流畅。山东长清灵岩寺千佛殿宋治平三年(1066)塑造的27尊罗汉，性格鲜明，显示了卓越的写实技巧。此外，广东韶关南华寺庆历五至七年(1045～1047)雕刻的木雕罗汉、四川江油窦圌山云岩寺南宋飞天藏上嵌饰的木雕道教真人像、太原晋祠圣母殿北宋彩塑邑姜像及侍女像，都是宋代雕塑佳作。辽代塑像保留着较多的唐代遗风，造型妩媚多姿，著名遗例有蓟县独乐寺辽统和二年(984)塑造的十一面观音像、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开泰九年(1020)塑造的14躯菩萨立像、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重熙七年(1038)塑造的三世佛、胁侍徒弟、菩萨、天王像等。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天宫内发现的西夏彩塑佛像与比丘像，躯体虽残，而头像五官停匀，结构准确，堪称西夏雕塑珍品。金代塑像以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保存的五方佛与 诸天像为代表。元代寺庙造像，有北京西山卧佛寺至治元年(1321)铸造的释迦涅槃大铜像、山西新绛福胜寺和襄汾普净寺的彩塑菩萨、晋城青莲寺西配殿的地藏王菩萨与十殿阎君、晋城玉皇庙西庑彩塑二十八宿星君等，造像风格日益世俗化。

北宋帝陵分布在河南巩县洛河南岸的广阔台地上，陵墓石雕效法唐代而稍加变化，神道两侧自南而北列置华表、大象和驯象奴、瑞禽、瑞兽、鞍马和控马官、蹲虎、跪羊、客使、文武侍臣、门狮、着甲卫士、内侍等石刻，每陵多达58件。其中，宋太宗永熙陵神道石刻线条流畅，风格雄健，技艺成熟；宋真宗永定陵的石刻文武侍臣，眉宇间流露着悲戚神情；宋神宗永裕陵的石狮及宋哲宗永泰陵的石象，艺术水平也比较突出。西夏王陵分布在银川西郊贺兰山东麓，陵园遗迹尚存，除 8号陵东碑亭曾出土侏儒负重形石座外，未见其他雕饰物。

宋辽金元时代，在绘画与雕版印刷术蓬勃发展的推动下，雕砖艺术成就卓著。河南偃师酒流沟宋墓镶嵌的雕砖，以平面浅浮雕形式，刻划侍女砍鲙、厨炊、抱瓶等家务劳作及杂剧角色；偃师宋墓还出土侍女烹茶、涤器、结发等画面的雕砖，并有北宋杂剧表演名优丁都赛画像雕砖，刀法遒劲，形象生动，非常出色。河南温县宋墓亦发现杂剧角色、乐部、庖厨雕砖。山西侯马金明昌七年(1196)董氏墓，除有宴饮、出行、乘马武士等雕砖之外，在墓室北壁戏台形壁龛内，还发现 5个杂剧俑。山西稷山金墓出土孝子故事雕砖，用圆雕形式刻划成组人物，形象高低错落，人物顾盼呼应，耐人观赏。焦作西冯封村元墓出土砖雕儿童杂剧俑19件，或拍胡笳，或吹排箫，或鸣短笛，或捧注子，或扛牌，或舞蹈，神态生动活泼。此外，陕西户县贺氏墓出土及山西太原征集的元代灰陶俑，比例匀称，姿态生动，表现了蒙古族擅长骑马的生活习尚。

宋人有七夕互送陶瓷玩偶(或称摩喝罗)的风尚。江苏镇江出土5件泥孩儿，系宋代苏州捏像高手包成祖、孙荣所作，泥像高约10厘米，塑工细腻，或立或卧，十分活泼天真。定县博物馆藏北宋定窑瓷玩偶，邯郸彭城一带采集的白地黑彩摩喝罗，亦逗人喜爱。此外，故宫博物院收藏定窑白瓷孩儿枕，曲阳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收藏的白瓷仕女枕，内蒙古哲里木盟收集的定窑白瓷罗汉，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的影青瓷塑观音等，也都是宋元瓷塑精品。

北宋铁人采用拼铸法铸成。登封中岳庙东路神库四隅，有治平元年(1064)铸造的 4尊镇库铁人，高近 3米，神态威武，造型不凡。太原晋祠金人台宋铸铁人，形象远逊于前者。此外，福州鼓楼开元寺北宋元丰六年(1083)铸造的结跏趺坐阿弥陀铁佛，高 5.3米，丰颐隆准，形象庄严。湖南茶陵曌江岸边有南宋绍定年间铸造之镇水铁牛，造型朴实凝重。

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也是雕塑艺术更加世俗化并走向繁缛衰萎的时期。开窟造像之风骤歇，寺庙塑像与陵墓雕刻形式华丽而缺乏内在精神。建筑雕饰有所发展，技艺提高。工艺小品雕塑有不少卓越的创造。

山西平顺林虑山宝岩寺石窟开凿于明代，为我国石窟造像的尾声。其较大洞窟称水陆殿，窟内积泉为沼，环坛雕造三佛，四壁浮雕水陆道场，上部刻佛、菩萨、罗汉等像，仪态灵活多样。明代寺庙塑像，造型仿效唐宋，题材继续流行罗汉群像，然而多属定型的程式化作品。山西平遥双林寺彩塑是现存明代塑像中的佳作，所塑释迦牟尼、千手观音及悬塑观音，神态慈祥，面相 ，衣纹流畅；四大天王比例合度，雄健威武；罗汉像各有不同经历与性格特点。此外，山西长治梁家庄观音堂的众多彩塑、洪洞广胜寺(上寺)的木雕释迦牟尼与飞虹塔的琉璃 金刚、湖北武当山金殿铜铸鎏金的真武大帝与道士张三丰像等，均为各具特色的明代宗教造像。

清皇室崇奉喇嘛教，故而藏传佛教造像在清代再度兴盛。北京雍和宫 殿高6 米的黄教创始人宗喀巴铜像与大佛楼内高18米的木雕弥勒佛、承德普宁寺大乘阁高逾22米的木雕千手千眼观音、 日喀则扎什伦布寺高逾26米的铜铸鎏金弥勒佛等，皆属清代喇嘛教巨像。湖北武汉归元寺、四川新津宝光寺及云南昆明筇竹寺，皆有清代塑造的五百罗汉。筇竹寺五百罗汉系晚清光绪年间由四川塑像高手黎广修率徒塑造，布局自由，千姿百态，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虽有过于表露，缺乏含蓄概括之弊，然能避免形貌动态之雷同，突破罗汉堂森然木立的程式，其独创精神值得肯定。

明代帝陵除明太祖孝陵在南京之外，其余均在北京昌平的明十三陵。此外，还有江苏盱眙的明祖陵、安徽凤阳的明皇陵、湖北钟祥的明显陵。各处均有标榜皇权威严的陵墓石刻，唯内容数量有别。明十三陵合用一条神道，两旁有以整块巨石琢成的望柱、狮子、獬豸、骆驼、象、麒麟、马、武将、文臣、勋臣等38件。雕造于宣德十年(1435)，明孝陵石刻以气势雄伟见称。明十三陵石刻精致有余而气势不足，但保存状况较好，不失为了解明代雕刻风格的珍贵资料。杭州岳飞墓有明洪武四年(1371)复建时雕造的石羊、石虎、石马、武将、文臣、武臣等神道石刻，武将呈惊愕悲戚神态，文臣表情恭肃安详，堪称明代石刻较优秀的作品。河南新乡凤凰山南麓有明潞简王朱翊镠墓，存神道石刻16对，保存状况良好，亦甚珍贵。

后金、清代的帝陵神道石刻，有沈阳的福陵与昭陵，遵化清东陵中的孝陵、景陵、裕陵及定陵，易县清西陵中的泰陵与昌陵等 8处。雕刻内容基本上沿袭明代，而体量显著缩小，石人石兽服饰琐碎，有形无神。裕陵地宫雕饰的佛像、经咒与图案，亦有繁缛堆砌之弊。

明清贵族墓葬出土的陶、木俑与模型器，不厌其烦地渲染墓主人生前的阔绰排场，举凡卤薄仪仗俑、乐队俑、骑卫俑、抬轿俑、男女杂役俑、家畜家禽、家具器皿、庭院牌坊、影壁凉亭等，无所不包。典型遗例有河北阜城明吏部尚书廖纪墓、河南郏县明王韩墓、江西南城县明藩王朱厚烨墓、山东邹县九龙山明鲁王朱檀墓、广东大浦县清初边将吴六奇墓等。其中，廖纪墓的陶俑与朱檀墓的木俑，质地与造型较佳。

明清建筑装饰雕刻有重大发展。不少公共建筑物的门户、阶陛、檐柱、照壁、额枋及屋脊，运用金属铸像、石刻、琉璃彩塑、砖刻及木雕等作装饰。雕刻题材有龙凤云水、珍禽瑞兽、松竹花卉、历史故事及吉祥文字等，力求雅俗共赏；雕刻形式多种多样，技艺很高，例如太原崇善寺门口有明代铸造铁狮，北京颐和园门口有清代铜铸鎏金蹲狮，作成对布局，以壮门户观瞻。石刻方面，以曲阜孔庙大成殿明代雕造的十根盘龙石檐柱、北京故宫保和殿后阶清代雕造的云龙御路石刻最负盛名。山西大同明初代王府前用五彩琉璃拼砌的九龙壁，其体量之巨大与图案之精美，为明清同类作品之冠。在明初边防重镇大同城内建造这堵风格雄健、华丽庄重的九龙壁，其审美价值与政治意义不可低估。此外，民间公共建筑雕饰之著名遗例，有河北灵寿明崇祯十四年(1641)建造的石牌坊、山东单县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建造的百狮坊、福建仙游清道光年间建造的陈氏石牌坊等。安徽亳县清代解州关帝庙门墙雕砖与戏楼木雕、广东潮州彩塘镇金砂一村从熙公祠的精美石雕与金漆木雕、广州市陈氏书院的木雕与砖雕，显示出清代民间装饰雕刻的卓越技艺。

明清的工艺雕刻与案头小品雕塑蓬勃发展，能工巧匠层出不穷，出现流派纷呈、百花竞艳的景象。明代的著名遗例有广东潮州窑白瓷如意观音、福建德化窑名师何朝宗塑造的白瓷达摩立像、故宫博物院珍藏的竹雕张果老骑驴、福州明代工艺雕刻名师杨玉璇与周尚均所作田黄石雕观音及弥勒佛等。其中由故宫博物院珍藏的瓷塑达摩，歌颂了天竺高僧不畏艰险、渡海来华弘扬佛法的崇高精神，堪称形神兼备、立意不凡的艺术珍璧。

清代的工艺雕刻，以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大禹治水青玉山子最为著名，作者(扬州匠师)运用剔地起突法，刻划了劳苦大众在湍流峭壁间展开征服大自然的伟大斗争。天津晚清捏像 张明山所作渔樵问答、惜春作画等案头泥塑作品，艺术手法写实而概括，给人以亲切不俗的美感。温州市博物馆藏晚清黄杨木雕名师朱子常作的济颠和尚、东坡赏砚、渔翁等作品，恰如其分地刻划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也是案头雕刻佳作。

参考书目

《我国美术全集》雕塑编1～6卷，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1985～1988。

王子云：《我国雕塑艺术史》，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1988。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我国美术史教研室编著：《我国美术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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