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Qingdai wenxue lilun piping

指清代前期即从 17世纪 4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约200年间的封建社会阶段的文学批评。

与前代相比，清代文学批评总的特点表现为理论上的全面性、系统性、多样性，它是我国封建社会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总结。

清代文学批评是在明代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风气转变是在明清之际，这是两个封建王朝兴亡交替的时期。历史的剧变，强烈地 着汉族文人中那些善于思考的人，他们在对历史经验进行政治批判、思想批判的同时，对前代的文学创作及批评也作了深刻的反省。在这一时期，就诗文理论说，对当时影响较大的是钱谦益，其次是侯方域、魏禧、汪琬诸家。钱谦益在民族斗争和地主阶级内部斗争中，表现得首鼠两端，缺乏气节，曾被人非议，但是他在仕清告归后的十余年里与抗清人士多有联系。他在文坛上活动的时间长，交游也很广，对明代士风、学风、文风的积弊有所认识。他不仅指出，“世降道衰，教学偏背，烦芜之章句，熟烂之时文，剽贼佣积之俗学，耳食目论，浸淫薰习”，造成了“近代文章，河决鱼烂，败坏而不可救”(《有学集》)的严重后果；而且在《列朝诗集》以及某些文学论文中，具体地分析了明代文学及其理论的发展过程。他论诗文强调情性、世运和学养三者并重。侯、魏、汪三家，皆以古文著称，其论文主张虽不尽同，但都围绕着“才”、“气”、“理”、“法”这些根本问题，开了以后桐城派文论的先河。然而生当明清之际而开创有清一代学风并发展了传统诗文理论的，还应推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都是爱国志士、进步思想家，因此对明代士风、学风、文风的批判，站得高，看得深，文学见解也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意义。黄宗羲强调“诗以道性情”，顾炎武申论“文须有益于天下”，王夫之主张写“身之所历、目之所见”。他们都想从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入手，把文学创作与批评从模拟形迹的风气引上“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顾炎武）的道路。这三人之中，以王夫之的文学理论成就较高。他不仅论述了文学与时代、主观与客观、才情与实践、内容与形式等一般理论原则，而且深刻地总结了诗歌创作与批评中的审美规律。但大都维护封建正统的明道、宗经、徵圣的文学观。其中还有的人把明代以李贽为代表的反传统的进步思潮，斥为“狂禅”、“叛圣”、“佞舌惑乱天下”。他们既提出了一些进步的文学主张，但他们的一些见解，也为清代地主阶级的学者文人确立“义理、考据、辞章”合一的封建正统的文学原则，提供了若干根据。

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时期，是清代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的时期，也是清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全面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统治者对包括文学在内的学术文化的发展，施以有力的政治干预，一是大兴文字狱，一是以“ 雅正”规范文风。这时程朱理学为官方所提倡，而从清初发展起来的考据之学，也由“经世”变而为“避世”。这样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清代的文学批评只着重于总结过去。虽然在文学论坛上出现了不同文学流派（如诗中有神韵、格调、性灵；词中有浙派、常州派等）、不同文学样式（如诗、词、散文等）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但却没有改变我国传统的杂文学理论体系，而只是对前人的艺术经验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因此，开创我国纯文学理论体系新时代的历史任务，只有留待将来的资产阶级批评家去完成。

这一时期的重要诗歌理论家有叶燮、王士禛、沈德潜、袁枚、翁方纲，还有冯班、吴乔、贺贻孙、廖燕、郑燮、赵执信、赵翼、潘德舆等人。他们在诗歌理论上作出了贡献。叶燮的《原诗》被誉为清人诗话之冠冕，它以理论性、系统性见长。特别是在诗原论、发展观以及对诗歌创作与鉴赏中审美规律的论述等方面，在融汇前人之说的基础上，又颇多创见。王士禛是神韵派的领袖，于清代前期主盟诗坛数十年。他一生论诗，虽有变化，而标举神韵，则一以贯之。其理论继承并发展了司空图、严羽一派的诗歌美学，批评着重于审美鉴赏，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诗家的极诣。他的诗论与诗作，较典型地表现了民族高压政治下汉族官僚地主及其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沈德潜是格调派的代表，其论诗主张“温柔敦厚”、“关系人伦”。王士禛论诗重在“ ”，沈德潜言诗重在“雅正”，他们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清代朝廷的文艺政策。在清人诗论中，具有反传统色彩的是袁枚的性灵说。其论诗主“真”，重“情”，强调创作中的主观因素，敢于向“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挑战。但性灵说也带有某些片面性。他在理论上为“艳体”辩护，创作上也时入纤佻。翁方纲的肌理说，又代表着以学为诗的倾向。他说：“为学必以考据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甚至鼓吹“借诗以资考据”。虽然主观上他想救神韵之空虚、格调之浮廓、性灵之纤佻，但结果却走上了以文为诗，以理为诗，以考据为诗的歧途。以上清代诗论中的几个重要流派，就其标举宗旨、各立门户来看，其理论都有片面性。

清代的文论，在骈、散两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散文理论以桐城派为正宗，其代表理论家和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和姚鼐。他们在思想上宗奉程朱理学，在艺术上则继承了明代唐宋派古文家的传统，染有浓厚的时文气味。方苞论文，标举义法，注重雅洁，力谋程朱之道与唐宋古文的融合、道学家与古文家文论的统一、唐宋派与秦汉派艺术的合流，从而奠定了桐城派理论的基础。刘大櫆进而把方苞的理论具体化，主张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并说“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姚鼐则把方、刘二家之说加以融汇、抽象、提高，以“天与人一”、“艺与道合”、“意与气相御而为辞”，全面概括了写作古典散文的思想原则与艺术规律。至于后起的阳湖派及其代表恽敬等人，在文风、理论上与桐城派虽有不同，但仍可归入同一营垒。桐城派之外，清代经学家、史学家的文论也颇有影响。经学家如戴震、段玉裁、钱大昕、焦循等也讲义法，讲义理、考据、词章合一，是与桐城派文论相通的。但是，他们更强调以义理、考据为本，以词章为末，着重于注经、论道的学术之文，代表着极端的杂文学观念。史学家中如章学诚论诗、论文均属大家。他不随流俗，颇能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他认为“六经皆器”，“六经皆史”，“六经、三史皆时文耳”；而文的功用则在于述事、明理、藏往知来；写作原则须是气求其清，理求其真，体求其纯，辞求其洁。清代的骈文颇有成就，骈文理论也随之兴起，阮元的主张颇有代表性。他提出文言说、文韵说，作文笔之辨，认为“凡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奇偶相生，音韵相和”，散行直达者是笔而不是文。其主旨在与桐城派争夺“文统”正宗地位。

清人的词学，同创作上相应，也有浙派词与常州词派之分。浙派的代表是朱彝尊与厉鹗。他们论词，推尊姜夔、张炎，提倡醇雅清空，既反对粗豪怒张，也反对 纤艳，乍看去意在抬高词体，实际上也是适应当时“ 雅正”的理论主张。常州派晚出，张惠言、周济等人生当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历史变革即将到来的时期，一种深刻的危机感推动着他们对词体的性质、内容、社会作用、艺术特征，作出与浙派不同的新的论述。他们首先把词推上“与诗赋之流同类”的正宗地位，说它“缘情造端，兴于微言”，近乎“变风之义，骚人之歌”。他们论创作，强调反映现实，有所寄托。周济还说“诗有史，词亦有史”，词也要成为“后人论世之资”。

清代小说理论亦有发展，其代表者是明末清初的金圣叹（见金人瑞）。他是一个由复杂的时代矛盾所造成的一个特别复杂的人物。其政治倾向、哲学思想、文学观点中，都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他对我国古典小说理论作出了贡献。他从人物塑造、结构布局、文学语言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比较精辟的见解，实际上涉及到了我国古典小说创作的民族特点与艺术规律。虽然其中也夹杂着时文选家的陈腐格套，但仍然代表了我国古代小说理论的较高水平。康熙、雍正以后，清代的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主要是围绕《三国志演义》、《聊斋志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几部古典小说展开的，其中毛宗岗、脂砚斋评者等人，亦不乏新的见解，但都不如金圣叹的小说理论那样全面、系统。

清代在戏曲理论、批评方面著述丰富，出现了很多曲话著作，其内容或谈创作，或研声律，或考曲目，或辑资料，或评论作家作品，或杂考戏曲故事，或论述表演技巧，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从理论成就言，则首推清初李渔所著《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演习部。李渔论曲，强调维系封建礼教，使人趋善避恶，但主要是从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等方面具体阐述戏曲创作与表演的艺术规律，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此外，焦循《花部农谭》论述民间戏曲，黄旛焯《梨园原》探讨表演艺术，都各有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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