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hiji Huozhi Liezhuan

我国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中为春秋末到西汉时的著名“富商大贾”所写传记的篇名。货殖是指以获取赢利为目的，从事于农、林、牧、虞（山泽）、工、商、 等的生产或经营的活动。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为之立传的有：范蠡、计然（对计然是人名还是范蠡著作的篇名，有不同的看法）、子贡、白圭、猗顿、郭纵、乌氏倮、巴寡妇清、蜀卓氏、程郑、婉孔氏、曹邴氏、刀、师史、宣曲任氏、桥姚、无盐氏等。司马迁说他之所以写《货殖列传》，是由于这些人都是“布衣匹夫之人”，他们的经营活动，“不害于政，不妨百姓”，是靠“取与以时”而致富的。他们的经验可供后来的“智者”采纳借鉴（《史记·太史公自序》）。

《货殖列传》不仅记载了这些富商大贾的事迹，而且紧密结合春秋末期到西汉的时代背景，描述了产生这些富商大贾的社会客观条件。因此，这一时期各地的自然条件、物产、都会、人口、农业、工商业等政治、经济情况和风俗习惯都得到具体而生动的记录。所以，《货殖列传》也包含了相当丰富的经济史、经济地理和民俗等方面的资料。

《货殖列传》记载了这些富商大贾的身世、从事的行业、发家致富的经过、财产的数量、经营的规模、活动的范围、从业人员的数目以及和主人的关系、这些富商大贾的社会地位等。这些珍贵的资料，提供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情况。

《货殖列传》记载了这些富商大贾的特点，包括经营思想、个人的能力、作风等，从而说明了他们之所以能够致富的主观条件。如司马迁记载了据说是春秋末期与范蠡同时的计然的经济思想。计然提出粮价太低“病农”，太高“病末”，主张粮价应在一个合理的幅度中变动，以使“农末俱利”。在商业经营上，他主张“务完物，无息币”。他还认为物价变动是有规律的，“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所以主张在经营时应该“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司马迁还说范蠡运用“计然之策”经营商业很有成效，“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货殖列传》中还记载了战国时期的大商人白圭在商业经营上“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的经营方法和作风。这些记载，保存了相当难得的古代工商业者的经济思想，特别是经营思想的宝贵资料。

司马迁在为这些富商大贾作传时，还对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如何看待求富，如何看待经济发展，如何看待这些富商大贾，封建国家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应采取的态度和政策原则等，都提出了他的看法，作了不少评论。所以，《货殖列传》又成为研究司马迁经济思想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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