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举时代，舞弊手段非常多样，主要有夹带、、传递、冒籍和通关节等。这些舞弊形式又衍生放鸽子、点爆竹、扔石头、从屋顶传递等形式。从这些舞弊形式来看，考生们为了突破严密的科举制度而“走捷径”，真是竭尽所能，手段花样百出。这也表明科举及第对于古代读书人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让他们敢于铤而走险，不惜以身试法。

尽管舞弊手段非常多样，但是由于科举制度有着防范作弊的严密制度，考生必须要与考官、考场工作人员勾结起来，做到考场内外相互配合才能舞弊成。正因为这样，在被查处的科场舞弊案中，涉案的考官和考场工作人员大多是主犯，他们或者利用职权卖录取名额，或者与考生通关节舞弊，完全置科举考试的相关法律而不顾，影响极为恶劣，当然，等待他们的则是灭顶之灾。

清朝第一起科场舞弊案就是由考官大肆卖关节引发的。顺治十四年（1657年）顺天乡试前，同考官李振邺为了讨小妾的欢心，与张汉沆瀣一气，公开卖关节。然而，大肆收人钱财的李振邺并没有帮已经买了关节的考生考上，因此被人举报。这次乡试同考官中，除了李振邺之外，还有同考官张我朴、郭濬等人也。案发之后，顺治皇帝认为这是李振邺、张我朴等汉族官员欺负满族官员不懂科举，于是大开杀戒，将李振邺、张我朴等人处以斩立决。

而康熙五十年（1711年）江南乡试舞弊案，则是清朝涉案金额较大的舞弊案。副主考官赵晋、同考官方名、王曰俞、陈天立与盐商子弟程光奎、吴泌等人串通，大肆收受贿赂，涉案金额之巨令人乍舌。

不仅如此，江南地区的地方大员，如两江总督噶礼、江苏巡抚张伯行、前任安徽巡抚叶九思、安徽布政使马逸姿等人几乎都卷入到这起科场大案之中，或者是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下属与考官、考生串通作弊，让案情显得异常复杂。康熙皇帝两次派钦差大臣前往调查审理，之后由朝廷九卿进行会审，将副主考官赵晋、同考官方名、王曰俞等人，两江总督噶礼革职。这是一起典型的考官与考生通关节舞弊的科场大案。

不仅乡试出现考官的情况，童试也不例外。雍正十一年（1733年），俞鸿图以河南学政的身份主持许州院试的时候，与临颍知县贾泽汉串通，发动下属、油店的老板等在许州城里大肆兜售秀才名额，一共有47个考生买了秀才名额，俞鸿图因此获得了大把银子并将其寄回北京的家里。事发之后，雍正皇帝雷霆震怒，让他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在考官之外，有的考场工作人员也利用职务之便，与考生串通舞弊。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土司岑宜栋的儿子岑照参加广西乡试前，与知州叶道和串通舞弊。叶道和利用担任考场提调官的便利，把自己的随从曾兴和师爷曹文藻带进考场，由曹文藻充当，帮岑照代写答卷，曾兴则利用送食物的机会，把曹文藻写的答卷粘在碗底传递给岑照，岑照因此高中广西乡试第一名。这起科场案的舞弊手法非常隐蔽，很难被发现。如果不是巡抚孙士毅之前就知道岑照的水平不怎么样，岑照还真的就会顺利地成为这一科的解元。

与岑照请人在考场内不同，嘉庆三年（1789年）湖南乡试前，考生傅晋贤买通考场工作人员樊顺承，樊顺承又串通了考场内的其他工作人员，把被主考官定为第一名的彭珴的试卷换成傅晋贤的，傅晋贤因此考中第一名解元，这种偷梁换柱的换卷手法被形象地称为叫“活切头”、“鬼”。在岳麓书院院长罗典的坚持下，案件终于被查处，傅晋贤和樊顺承被分别判处绞立决和斩立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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