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Ruan Ji

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

阮籍 4岁丧父，家境清苦，勤学而成才。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当时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他谈话，试探他的政见，他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来应付过去，使司马昭不得不说“阮嗣宗至慎”。司马昭还想与阮籍联姻，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无法进行。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 ，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之后得以终其天年。

在思想上，阮籍崇奉老、庄。这一方面是鉴于当时险恶的政治情势，他需要采取谦退冲虚的处世态度，道家思想正好可以做他的精神依托，另一方面也是受了当时盛行的玄学的影响。阮籍也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写过两篇著名的论文《通老论》、《达庄论》。不过阮籍并非纯宗道家，他对儒学也并不一概排斥，如他在《乐论》一文中就充分肯定孔子制礼作乐对于“移风易俗”的必要性，认为“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

阮籍作品今存赋 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他的赋都是短篇小赋，或咏物，或述志，内容不一。《清思赋》中说“清虚廖廓，则神物来集;飘飖恍惚，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激洁思存；恬淡无慾，则泰志适情”，写出了超凡绝尘的“清思”境界。《首阳山赋》颂赞了伯夷、叔齐重视名节、清虚自守的精神，赋末说“托言于夷、齐，其思长，其旨远”，显示了作者与古人冥合的意思。《鸩赋》以鸩被犬所害为题材，寄寓了作者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惧祸心情。《猕猴赋》则以猕猴作为鹄的，批判了社会上的势利小人，此赋明显带有讽刺“礼法之士”的意味。以上两篇咏物赋，篇帙短小，语言简洁明练，而且全篇用托喻写法，意象生动，现实针对性又强，是阮籍赋中的佳作。

阮籍的论说文，都是阐述其哲学观念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如《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乐论》等。这些论说文，都是采用“答客问”的辩难式写法，主人公则是“阮子”、“阮先生”或“先生”。所以读者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为自己塑造的玄学家形象。文章注重结构上的逻辑层次，一般都首尾照应，论证逐层深入，善于作抽象的、本质的分析，体现了魏晋时期思辩方式的进步。它们的语言风格比较朴素凝重，不尚华饰，稍有骈化的痕迹。

《大人先生传》是阮籍今存最长的作品，4000余字。据《晋书·阮籍传》载，这篇作品作于阮籍游苏门山见仙人孙登之后。所谓“大人”即仙人，用司马相如《大人赋》意。文体与他的论说文近似，也采取辩难的方式展开，不过主人公已不是“阮先生”，而是改为“与自然齐光”、“变化神微”的“大人先生”了。文章一方面阐发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旨趣，一方面也对世俗庸人作了讥讽，特别是在第一段与“君子”的对话中，其思想锋芒之锐利，是阮籍著作中仅见的。从艺术上看，此文也是阮籍散文中最出色的。特别是“虱处裩中”这一寓言故事，形象生动，寓理深刻，显然是受了《庄子》文风的影响。在这段故事之末，作者写道：“汝君子之处区之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裩之中乎!”强烈表达了对“礼法君子”的憎恶。在语言运用上，此文音节整齐，而且基本都用韵，时见对偶文句，有的地方铺排较多，接近于赋的风格。

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此外还有四言《咏怀诗》，今存13首。这些诗的具体写作时间及背景已难确考，一般认为它们不是一时之作，而是包括了平生不同时期的作品，总题为“咏怀”。《咏怀诗》全都是抒情述怀作品。由于阮籍生活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加上他独特的性格和处世态度，使他的诗歌面貌很有个人特色。《文选》李善注引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指出了它在内容上以感叹身世为主，也包含着讥刺时事的成分，在表现方式上则曲折隐晦。

《咏怀诗》中的身世之感，可分两个方面。一是自述生平经历及理想志向，一是表现惧祸忧生心情。这两方面有时分写，有时合说，并无定规。主要写生平经历志向的，如第 5首叙述“平生少年时”放志游乐情形，以及事后自悔岁月蹉跎的苦恼。第15首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曾以颜回、闵子骞自期，但后来则又自己觉得荣名皆空、万念俱灰。又如第29首述“昔余游大梁”情状，第61首述自己“少年学击剑”等事，都可归入此类。此外，某些篇章主要是写诗人求仙及隐逸思想的，如第81首“昔有神仙者”、第74首“猗欤上世士”，略同于游仙诗或招隐诗，反映了阮籍要坚持志节、不想同流合污的内心愿望，表现了他对解脱矛盾苦闷途径的寻求，基本上也可算在这一类里。主要写惧祸忧生心情的，如第1首，述诗人彻夜不寐，对着清风、明月起坐弹琴，耳中传来孤鸿悲鸣，不禁使他“忧思独伤心”。第3首“嘉树下成蹊”就比较明白地说出了在秋冬万物凋零时节中“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的沉重心情。此外如第11首“湛湛长江水”、第47首“生命辰安在”、第71首“木槿荣丘墓”等，都有较明显的忧生情绪。在诗歌中嗟叹人生不永，《古诗》和建安诗歌中就有不少。谢灵运就曾说曹植“颇有忧生之嗟”（《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阮籍父亲阮瑀也好作这一类诗。不过到阮籍的时代，政治形势更为险恶，他结合着自己的身世，不论在思想深度和表现技巧上又都有所发展。

“讥刺时事”，是阮籍诗中相当“隐避”因而颇难坐实的内容。前人曾在这方面下过很多勾稽考索的功夫，所说纷纭而大部分还难作定论。只有少部分篇章，能够体味出确有涉于时事，或者蕴含着对某种事实的看法。如第31首“驾言发魏都”，是写战国时梁惠王耽乐而军败身亡事的，陈沆以为此“借古以寓今也。明帝末路，歌舞 ，而不求贤讲武，……不亡于敌国，则亡于权奸，岂非百世殷鉴哉！”（《诗比兴笺》）其说近是。不过诗篇所暴露的，恐不止是明帝末年，还应包括整个魏末时期。又如第67首“洪生资制度”，是写“洪生”即鸿儒的，诗中说他们凭借着礼乐制度和次序纪纲，摆出道貌岸然姿态，但他们的言论行为，都是虚伪的，末二句说“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表示了诗人对这些“礼法之士”的批判态度。

《咏怀诗》在艺术上具有很大魅力。它的风格浑朴、洒脱、含蓄。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是，诗人在写作时不去刻意雕琢煅炼，而是凭着自己的感情所至，来驱遣才力，自然成文。这就是刘勰所说的“阮籍使气以命诗”（《文心雕龙·才略》）。另外，这种风格的形成，与描写上的不拘执实事、多用比兴也有关系。阮籍诗中的比兴，运用极为普遍，几乎无篇不比兴。比兴的素材很广泛，包括历史故事、典籍载记、神话传说，直到眼前景物，信手拈来，皆成文章。如第2首“二妃游江滨”，通篇以郑交甫遇二妃的传说作譬，抒发诗人与某友人“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的感慨。第 6首“昔闻东陵瓜”，又以汉代召平行迹为喻，烘托出诗人“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的胸臆。第21首“于心怀寸阴”，又写冲天的玄鹤不与鹌鹑游于中庭，来表示诗人不屑与礼法之士为伍的决心。诸如此类的比兴，使诗篇呈现出一种才藻艳逸的风貌。又由于阮诗的比兴在意念上往往不是很切近的，而是比较悠远、旷放，给读者以较为宽广的联想余地，这就增强了诗篇“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诗品》上）的含蓄效果。

阮籍这样的文人，在封建时代里有一定代表性。他的《咏怀诗》继承了建安诗歌的传统，在五言诗的领域里作了新的开拓，并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受到后世的广泛重视。文学史上有不少诗人都仿效作《咏怀诗》。陶渊明、庾信、陈子昂、李白等优秀诗人，都从阮籍的诗歌作品中汲取养料，从而丰富了他们的诗歌风格。

阮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过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诗歌为例，《晋书·阮籍传》说他“作《咏怀诗》八十余篇”，看来全部流传了下来。明代曾出现多种辑本，张溥辑《阮步兵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阮籍集》。注本有近人黄节的《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严正声明：本文由历史百科网注册或游客用户任宇滢自行上传发布关于» 阮籍(210～263)的内容，本站只提供存储，展示，不对用户发布信息内容的原创度和真实性等负责。请读者自行斟酌。同时如内容侵犯您的版权或其他权益，请留言并加以说明。站长审查之后若情况属实会及时为您删除。同时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尊重和保护作者的劳动成果，转载请标明出处链接和本声明内容：作者：任宇滢；本文链接：https://www.freedefine.cn/wenzhan/1235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