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Xianqin shufa

[外文]：calligraphy of Pre-Qin

先秦是我国书法的初期阶段，先秦书法可分为商、西周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

我国书法是在汉字发展到成熟阶段时产生的。商、西周的文字已具有用笔、结体和章法等书法艺术所必备的三个方面的要素，书法在这时已初步形成。商、西周时期的书法主要有甲骨文和金文。

商、西周的甲骨文刻在龟甲、兽骨上，其文字是记录当时占卜的内容，故又称卜辞，是十分成熟的文字。商代甲骨文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由王懿荣发现的。至今出土已有15万片以上，其文字属于商代后期。1977年在陕西岐山县周原地区，又出土西周早期甲骨17000多片，除少数有文字外，大都无文字。商、西周甲骨文是用尖利的工具契刻的，也有用类似毛笔所写的墨书和朱书文字。龟甲兽骨都很坚硬，上面契刻的文字，笔画瘦硬方直，线条无论粗细，都显得遒劲和富有立体感。有粗不为重，细不为轻的感觉。也有的甲骨文笔画比较粗壮，出现弧形的线条。甲骨文契刻时的轻重疾徐，在线条上都能细微的反映出来，表现出契刻者运刀如笔的熟练技巧。不同时期的商、周甲骨文，在书法风格上有明显的差异，或雄伟俊迈，或纤细谨密，或草率粗放。这些风格上的差异，也是甲骨文断代的重要依据之一。那些书写契刻甲骨文的巫史（卜辞中的所谓贞人），无疑是当时的书法家，像著名的《大骨四版》、《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见彩图）、《四方风名刻辞》、 《宰丰骨匕刻辞》、《鹿头骨纪事刻辞》等甲骨，都是含有艺术素质的精美的书法作品。

商、西周的金文（旧称钟鼎文）也是十分重要的文字资料，在书法上有着与甲骨文不同的艺术特色。根据《左传》、《墨子》等叔记载，我国在夏代已经开始了青铜的冶练和铸造，在商、周两代发展和形成了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在青铜器上铸铭文，始于商，盛行于西周。这些青铜器上的铭文，现在称之为金文。金文一般是铸，少数是刻。金文的铸作是先把文字书写在软坯上制成范模，然后用烧熔的铜液浇铸。在金文刻范和铸的过程中，对原来书写的笔画虽有所损益，但仍能更多地保留和显示书写时的笔意，字画丰腴，体势凝重，有极高的艺术性。

商代中期，青铜器上就出现铭文，铭文很简短，一般为二三个字，多为族徽。这些族徽文字，图画性很强，比甲骨文保留着更为原始的因素。到商代晚期才出现了几十个字的铭文，但十分罕见。如《戌嗣子鼎》、《宰甫卣》、《小臣缶方鼎》、《帝辛四祀缶》等。商代金文的字体与甲骨文相近。笔画首尾尖锐出锋，中画肥厚，收笔处时有波磔，直线条较多，圆转的线条较少，行款错落参差，气象雄奇瑰丽。

西周的金文最有代表性。西周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都大大超过了商代，铭文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字数逐渐增多。出现了长篇巨制的铭文，内容十分广泛，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及颂先扬祖等。西周金文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1）早期，铭文仍很简短，常为族徽和器主姓名，犹存殷商遗矩。后来铭文逐渐加长，如武王时期的《天亡簋》、成王时期的《眉县大鼎》、康王时期的《大盂鼎》等。早期金文，笔画还有显著的波磔，但行款渐趋齐整。尤其是《大盂鼎》用笔方整，行款茂密，气度宏伟，是西周早期金文的典型。

（2）中期，自穆王始不仅铭文更多长篇，金文的书风也有了变化，笔画已少波磔，肥笔很少出现，笔画粗细划一，均匀圆润，布局完满，文字十分规整。如穆王时期的《静簋》柔和隽美，恭王时期的《墙盘》谨严端整，孝王时期的《大克鼎》舒展遒美，都是金文精美的代表作。西周中期金文字形已有较大的简化和线条化。

（3）晚期，金文已发展到高峰，夷、厉、宣、幽诸王时期的金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局面。厉王时期的《散氏盘》字画草率，字形扁平，体势敧侧，奇古生动，已开草篆之端。宣王时期的《毛公鼎》用笔纯熟，字迹秀劲，铭文多达490字，皇皇巨制，为西周金文之冠。另一件宣王时期的《虢季子白盘》，字呈长形，横竖成行，雍容秀丽，疏朗整齐。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等金文的形体，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金文，较之商代的甲骨文，西周早期的金文已进一步稳定、规范，简化、象形的笔意减少。笔画分布讲究均匀对称，波磔已消失，多用粗细一致，首尾不露锋芒的玉箸线条。行款已横有列，竖有行，字形多为纵势，与后来的小篆相比，结构仍未完全定型。一些字的笔画增减，偏旁部首排列的位置，依然还有一定的随意性，有的字结构上显得更为繁复。所以《毛公鼎》、《虢季子白盘》被认为有可能是籀书。史籀是周宣王时人，他写的一本字书称《史籀篇》，书上的文字，被称作籀书，亦即大篆。籀书作为当时教学童的识字课本，应是对以前使用的文字有所厘正和变革的新体，是西周金文已臻成熟后的产物。这种新的体势，必然会影响到当时的金文，并成为王室器物上使用的标准字体，在书法风格上也出现迥异于前的面貌，流风所及深深地影响到秦地的文字和书风。至于籀书是否为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史籀是否为人名或有无其名，现在仍有争议。但西周晚期金文出现了新的书风，无疑是事实，值得进一步探讨。

此时王室权力衰落，列国的青铜器物增多，器物制作与西周相比，已趋简率。铜器上有铭文的较少，无铭文的很多，铭文一般都很简短。春秋初期的金文与西周晚期金文很相近，从书法风格上有时难以判断出两者之间的差别，列国间的金文也都相差不远。春秋末和战国时，齐、晋、秦、楚等国的金文最有特色，并带有地域的色彩。北方的晋国出现了尖头肥腹的笔形，如《智君子鉴》，很像后世所说的蝌蚪文。南方江淮一带吴、越、蔡、楚等国的文字，有的笔画多加曲折，或以鸟形和点子作为附加装饰，这种近于图案的文字，多见于兵器上，应是所谓的鸟书。

郭生认为：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艺术化或装饰化，是春秋时代末期开始的，这是文字向书法的发展，达到了有意识的阶段。春秋中晚期出现了错金工艺，并用于错嵌铭文，传世的《栾书缶》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错金铭文器物。战国时期错金工艺进一步发展，像《鄂君启节》(见彩图)、《曾侯乙墓编钟》和一些兵器上，都有错金铭文，这些铭文圆润秀劲、端严华丽，在金文中别具一格。在战国中晚期，器物崇尚素面，错金铭文都铸刻在器物的明显位置（与商、西周铭文铸在器物腹内不同），起到了装饰作用。春秋战国时，铁的发明和铁器的应用，使青铜器上出现了刻的铭文。刻铭笔画匀称、劲健，兵器上的刻款字迹草率，也是这一时期金文书法的又一特色。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失去了西周时期金文凝重端严、雄奇浑穆的风格，而变得清新秀丽。突出的特征是文字的形体多为纵式，行笔很长，笔法全用玉箸(粗细划一的线条)，圆润柔和，像《功吴王夫差鉴》、《秦公簋》、《齐陈曼簠》等，已开秦代小篆的前型。

商代的文字多见于甲骨，西周文字多见于青铜器(吉金)，甲骨文、金文都是以附着之物来命名的。而春秋战国时期则不同，文字的记事材料更为丰富，字体也更为多样，已很难再用文字附着的器物来命名。战国初年的《墨子·非命下》一书说：“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写照。

我国古代刻石文字始于何时，尚待考证。虽然夏、商、周三代都有刻石传世，但都系后代伪造，如《岣嵝碑》、《坛山刻石》等。目前可信者唯有商代《小臣系簋》断耳铭文、《妇好墓石磬刻文》。著名的石鼓文的年代，仍有很多争议，现在一般倾向于是战国时物。此外在河北平山发现的战国刻石《河光刻石》有2行19字，是研究战国刻石书法的珍贵资料。石鼓文是秦国的石刻文字，内容主要是歌颂田原之美和游猎之盛的四言诗，分别刻在10个鼓形碣石上。石鼓文的字体被认为是属于籀书系统，是周代金文向秦代小篆过渡的形体。

墨迹是研究书法艺术的重要实物。春秋、战国之际的盟书是目前发现最为丰富和完整的墨迹，如《沁阳玉简》即是盟书。1966年在山西侯马，1979年在河南温县又发现了大量的盟书。盟誓是春秋时盛行的一种政治活动，是诸侯或卿大夫通过盟誓仪式，来缔结具有一定制约作用的联盟。盟书是用朱色或墨色写在玉片和石片上的，玉石片多呈圭形。盟书上的字，笔画起笔见方，中肥末锐，笔锋显露，用笔粗细有致，率意自然。这些盟书上的字，与《魏正始三体石经》上的古文、宋代郭忠恕《汗简》一书集录的字体十分相近。早在原始社会晚期仰韶文化的彩陶上，就见到了用类似毛笔描绘出的图案。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有从“聿”的字，聿是手执笔的形象。商代甲骨、玉石和陶片上留下的笔写字迹，都表明我国很早就有了毛笔。然而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毛笔实物是战国中期在河南信阳、湖南长沙的楚墓中出土的。长沙左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是用上好的兔箭毛制成。商、周时人们日常书写应该是用毛笔的。毛笔的弹性能够表现出线条轻重顿曳的变化，提供了汉字无比丰富的造型，是汉字书写转化为艺术的重要因素。

战国时期，随着七国割据、各自为政，文字的地方色彩更为浓厚，自春秋晚期就已出现的文字异形的现象。一个字的写法，往往齐楚有异，秦燕不同，地域性差别十分明显。尤其是在竹帛、金石、货币、玺印、陶器等上面出现了形式多样，纷繁复杂的字体。王国维在《史籀篇疏证序》中说：“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指出秦与东方六国文字上的差异。这时东方六国民间通行的文字中却别有一种简略急就的字体，如竹简、帛书、货币、玺印等上的文字，因简化、讹变而造成的歧异现象空前增加。字形奇诡，写法草率，严谨厚重的书风已不多见了，但东方六国的文字并没有超越商、西周以来的文字体系，而是一脉相承。东方六国的文字被称作六国古文，因容易与商、西周文字混淆，一般称为战国文字。东方六国文字品式多样，风格不一，有很高的艺术性。

据文献记载商代就已经有了简册。《尚书.多士篇》说周公曾对殷人讲过：“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西周和春秋时期也应有竹木简上记事的方式，因竹木简易于腐朽，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简册目前尚未发现，而战国时期的竹简发现很多。据记载在汉、晋时期就有简牍的发现。1941年以后在湖北随县和江陵、湖南长沙、河南信阳等地的楚墓中出土了不少战国中晚期的竹简，内容为遣册、古书和卜筮记录。近年来在四川青川县郝家坪和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秦木牍和秦简，使得小篆产生前的秦人书写的隶书墨迹展现于世。青川木牍和云梦秦简上的隶书字形正方、长方、扁方不拘，笔画肥、瘦、刚、柔，极尽变化。点面有明显的起伏和波势，用笔有轻、重、疾、徐的区别，是考证隶书发展的极为珍贵的资料。除了这些秦木牍和秦简之外，在战国文字中那些草率急就的字体和秦《高奴禾石权》中也已蕴含着隶书的因素。可见早在秦始皇推行小篆之前已有初期的隶书在流行。篆书从线条转化为隶书的点画，不仅丰富了书法的用笔，而且这种新的体势和风格对以后的汉字和书法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战国时期还有一种记事书写材料是帛书，帛是白色的丝织品，汉代总称丝织品为帛或缯，或合称缯帛，所以帛书也名缯书。20世纪30年代在湖南长沙 库一座楚墓中曾有人盗掘出一件帛书，年代约为战国中晚期，是我国目前最早的帛书。帛书上绘有神怪图和写有900多字，是一种数术性质的书（见楚帛书图像）。春秋时期帛书就已经出现，《国语·越语》有“越王以册书帛”的话，可见帛书和简册在当时是并行使用的。

战国的竹简和帛书，都是手写。这些字的笔画具有弹性，起止处较尖锐，中间或偏前的部分略粗，充分表现了毛笔书写的特色。这与金文随形轻重和因接搭凝结的笔画形态不同，已由迟重变为流美，笔画和体式也较金文更为简略。竹简、帛书是研究战国楚文字和书法的重要资料。

先秦时代，文字从应用性走向艺术性。这时的书法与文字的变革紧密联系着，它从稚拙阶段渐趋完美，从而奠定了在我国书法史上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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