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xia shang xizhou shiqi jiaoyu
公元前22、21世纪,我国进入了奴隶社会,经过夏、商、西周三代,历时一千六、七百年。随着阶级对立的形成和发展,教育也有了阶级性。奴隶主贵族为培养自己的子弟,建立了学校。奴隶和平民则不同程度地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只能在劳动和实际生活过程中受自然形态的教育。
夏代(约公元前22、21世纪~前17世纪)教育的传说《孟子》记:夏、商、周“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礼记·明堂位》又说夏代的学校曰“序”。这说明夏代已有进行伦理教育和军事训练的学校,但还没有从出土的文物中得到证实。
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前11世纪)教育概况考察商代的教育,不仅有历史文献为根据,而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文字更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商代学校见于文献者,除《孟子》所记的“序”与“学”,《礼记·明堂位》又有“瞽宗,殷学也”的记载。 注解,瞽宗本是乐人的宗庙,因成为学乐的场所。
甲骨文尚未发现“序”及“瞽宗”,但“教”与“学”则屡见,如:“丙子卜,多子其学,版不冓大雨?”(《龟甲兽骨文字》卷二第25页第 9片)。这片卜辞是说,丙子日卜问上帝:子弟们上学回来,会不会碰上大雨?“乎多伊于教王族。”(《殷虚书契前编》第五卷第 8页第 1片)。这片卜辞的内容是:商王命令伊(官名)认真负责地教育王族成员。“丁酉卜,其呼以多方小子小臣,其教戒。”(《殷契粹编》第114页第1162片)。 “戒”字原作,像人手持戈,本意可有二说:一是持戈而警戒,一是持戈而舞蹈(据陈梦家《射与郊》,载《清华学报》第13卷第 1期,1941年4月)。“教戒”盖兼指习武与习舞,与殷序习射、瞽宗习乐之说相吻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习武是为了征战,习乐是为了祭祀,正反映奴隶制国家统治的需要。
甲骨文字还表明商代已进行读、写、算教学。出土的甲骨文单字已达3500个左右,形声、会意、假借等进步的方法已普遍使用,这说明商代文字的发展已很成熟。自然会出现长篇文字记录。《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甲骨文有“册”字,作,像许多书写材料穿在一起。由此可以推测当时已具有进行读书、写字教学的需要和条件。有一个骨片上有五行字,重复地刻着从甲子到癸丑十天的干支表。其中一行字迹特别工整,大概是教师所刻的范本。其余四行则歪斜不齐,显然是初学者的习刻。这个骨片是文字教学遗存的实物(郭生《殷契粹编考释》第 1468片)。商代在天文历法方面已有很大进步,它们都与数学的发展有关。甲骨文中的数字较大已达三万(《殷契粹编》第1171片)。出土文物还表明,那时已能进行一般的算术运算,并能绘制比较复杂的几何图形,所以数学也已成为教学的内容。
由上述的材料可以看出,商代贵族很重视教育,设立了贵族学校,教师是由国家职官担任,教育的内容包括宗教、伦理、军事和一般文化知识。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官学的雏型。
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 771年)官学制度的发展和六艺教育的形成西周已是我国奴隶社会发展到全盛的时期。它继承商代的教育制度,建立了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奴隶制官学体系,形成了居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六艺教育。
据《礼记》、《周礼》等文献记载,西周官学已有“国学”与“乡学”之分。国学设在王城和诸侯国都,分小学与大学两级;小学在城内宫廷中,大学在南郊;王城的大学称为辟雍,诸侯国的大学称为泮宫。辟雍又分五学:居中者即以辟雍命名,也称太学;南面的曰成均,也称南学;北面的曰上庠,也称北学;东面的曰东序,也称东胶或东学;西面的曰瞽宗,也称西雍或西学(据黄以周《礼书通故》及孙诒让《周礼正义》)。乡学则按地方行政系统,州设序,党设庠,闾里设塾或校。乡学的优秀生可以升入国学。国学教育对象限于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以及经过选拔的“国之俊秀”(乡学教育的对象,史无明文)。入学年龄也有规定,但诸叔记载不一致,说 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者居多;也有说13岁入小学、20岁入大学,或15岁入小学、18岁入大学的。
青铜器上迄未发现关于乡学的明确记录,但已有关于辟雍与小学的记述。结合金文考察西周教育制度的演变,可以看出,西周初期的学校,是以习武为主,教师可能是由军官担任,“师”这个词即源于军旅和军官的称号,如王宫小学教师“师氏”即是担任王宫警卫的高级军官。辟雍和泮宫原是厅堂式的建筑,四面敞开,没有墙,主要为习射之地,故又名“射宫”。建筑物四周有水泽环绕,故亦称“泽宫”。水泽外面是森林。贵族子弟即在水泽中射鱼射鸟,在森林中驱车围攻野兽。《尚书大传》说:“战斗不可不习,故于搜狩以闲之也”。辟雍中的渔猎活动,是一种实战训练。
周康王时的《麦尊》记:“在辟雍,王乘于舟为大丰,王射大(鸿)禽”。周穆王时的《静》记: “隹六月初吉,王在京(即丰京)。丁卯,王命静司射学宫,小子众服,众小臣,众氒仆学射。八月初吉庚寅,王吴、吕……射于大池。”周恭王时的《师汤父鼎》记:“王在周新宫,在射卢。王乎宰雁锡卢弓、象弭矢臸、彤欮(臸为箭,欮为栝)。”上引铭文记周王亲临学宫,率群臣及贵族子弟在辟雍演习射箭,成绩优良者给予奖赏。“大池”、“学宫”、“射卢”皆指辟雍而言。这些彝器制作的时期虽去西周建国已历数世, 但铭文反映出大学中仍保持着尚武之风。
辟雍和泮宫亦如宫廷,贵族们常在这里举行祭祀、宴会,选拔武士,议定作战计划。打了胜仗,就到这里“献俘”、“告功”。
西周中期,政局趋向稳定,经济和文化获得空前的发展。教育方面逐渐增加政治、伦理的内容,要求提高文化教养的水平,形成了以礼乐为中心的文武兼备的六艺教育。六艺由六门课程组成:
(1)礼:包括政治、历史和以“孝”为根本的伦理道德教育。
(2)乐:属于综合艺术,包括音乐、诗歌和舞蹈。
(3)射。
(4)御:以射箭、驾兵车为主的军事技术训练。
(5)书。
(6)数:包括读、写、算基础文化课。
六艺之中,礼、乐、射、御为大艺,主要在大学阶段学习;书、数为小艺,主要在小学阶段学习。礼、乐代表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决定教育的贵族性质的因素。乐的作用主要是配合礼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礼重在约束外表的行为,乐重在调和内在的情感。射、御也渗透着礼、乐教育。《礼记·射义》记:“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说明评定射艺也离不开礼的准则。书、数是学习礼乐的基础和条件。传说当时的识字课本有《史籀篇》,数学课本有《周髀算经》,惟其详不可考。
《礼记·内则》载有西周实施“六艺”教育的过程。婴儿到能自己拿东西吃时,即教以使用右手。能说话时,教以应诺,男答“唯”,女答“俞”。盛佩巾的袋子,男用革,女用丝。6岁,教以简单的数字和东南西北等方位的名称。7岁,教以男女有别,不同席,不共食。8岁,开始教以礼让,出入门户及入席饮食,必后于长者。9岁,教以朔望和日数。10岁开始,男孩居宿于外,就学于老师,学习书写和计算。此时不得著丝质短衣和套裤。朝夕学习幼儿的礼节和书写的篇章以及应对的语言。13岁,学乐,诵诗,舞勺(文舞)。15岁为成童,舞象(武舞),学射、御。20岁,行冠礼,开始学习成人的礼仪。此时可以著丝质衣服及皮衣,惇行孝悌,博学而不为人师。30岁,娶妻,始理“男事”。女子10岁以后,即不出闺门,婉顺听从傅姆的教导,学习烹饪、缝纫、纺织、编结等“女事”,观看祭祀,学习奉献祭品及助奠仪节。这个教育过程包括了从学前期到学校教育阶段教育实施的步骤和基本内容:同时反映出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下,女子完全被排斥在学校教育之外。
随着六艺教育的形成和文化课程的加强与提高,教师多改由文官担任。见于《周礼》、《礼记》的西周教官如大司乐、大乐正、小乐正、 、小师、大胥、小胥、籥师、执礼者、典书者等等,大都是不同等级的典司礼乐的职官。与这种变化相应,大学也由兵营式的建筑演变为四合院,出现了整齐对称的课堂。所谓辟雍“五学”种种不同的名称,可能就是这些课堂的命名。
西周在科学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医药、建筑、冶炼、机械制造等,都有很大的进展,但贵族们奉行的原则是“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认为学习这类东西是同高等贵族的身份不相称的,所以学校中并不重视科技教育。科技的传授是通过另外的渠道,由专门事务官祝、史、医、卜及“百工”,父以传子,世代相继,成为“世业”。学校教育与“世业”并行,是我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又一特点。
西周晚期,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开始动摇。到了春秋,封建经济的因素不断发展,周天子失去“共主”的地位,贵族中的一部分向封建地主转化,士阶层兴起,贵族官学日即衰废,代之而起的是私人自由讲学,由此而展开我国古代教育的新局面。(见彩图)
参考书目
孟宪承等编:《我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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