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Xianqin sanwen

先秦时期，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还不分明。当时的散文，只能说是与韵文相对的一种文体，基本上是哲学、政治、伦理、历史方面的论说文和记叙文，但由于它们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在我国文学的发展中产生过很大影响，因而被视为先秦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散文形成的历史，从没有文字到有文字，从片言只语到成段成章，再到中心明确、结构谨严的篇章，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殷代是一个神权统治的时代，统治者借用神的力量来加强他们对奴隶及臣民的控制。当时的文化，基本上是神权统治的工具，被巫祝所垄断。殷代甲骨文，基本上都是殷代王室占卜的记录。他们把卜问的时间及祭祀、天时、年成、田猎、征战、商王的起居、疾病等内容刻在龟甲或兽骨上，以便日后检验。这些卜辞，一般包括序辞（占卜的时间和占卜者的名字）、命辞（占卜的问题）、占辞（对卜兆的解说）、验辞（事实与预卜是否符合）等部分。也有少量非卜辞的记载，上面记录了狩猎与战争的史实以及有关甲骨整治、收藏等情况。这些记事，只是为了备忘，加上刻写的困难，所以力求简单概括，大多是些零散的句子，较长的记事刻辞如“小臣墙刻辞”（《殷墟卜辞综述》图版16），补足其残文，估计原文字数超过 150字。就中能够完整明白地表达意思的已属上乘，能够略具篇章规模的更为少见，所以它还只是记事散文的萌芽。

商周盛行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的风气。铜器铭文，也称金文，已发现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估计近万件。商代铜器铭文很简单，一般仅用一至五、六个字记作器者之名、所纪念的先人庙号等。商代晚期出现了较长的铭文，但也没有超过50字的，内容多数是因接受赏赐而作纪念先人的祭器以示荣宠的记录，在表现技巧上，与同时的商代甲骨文相似。到西周，铜器铭文达到全盛，篇幅加长，二、三百字的颇为多见，西周晚期的毛公鼎则长达498字；内容也大为丰富，除了较常见的记载周王的任命、赏赐及记功表德外，还有记诉讼、土地交易、勘定田界等较特殊的记事铭文，正如《墨子·鲁问》中说的：“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许多周代的铜器铭文是有韵的，且喜欢用整齐的四字句，有的铭文还具有比较浓厚的文学气息。但因铜器铭文的篇幅受限制，内容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叙事部分大都直陈其事，很少修饰，又有不少颂扬求福的套语，因此其文学价值一般不如流传下来的同时代的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

周人卜与筮并用，但多用蓍筮。把占筮过的事和结果记下来，以便年终复查占验多少，这些记录，叫做筮辞。占筮者把收集到的旧筮辞编辑成书，以作占筮的参考。《周易》就是这样的一部占筮用书。

《周易》中所记的旧筮辞也象卜辞一样，大多片言只语。经过编辑者的选择、加工，编成六十四卦，每卦分为六爻。卦有卦辞，爻有爻辞。多数的卦都有中心、有层次，卦爻辞中用韵的约占三分之一，部分近似民歌，有些描写细致，运用比喻、起兴、衬托等表情达意的手法，颇为生动形象，在一定的程度上体现了西周时期的写作水平。因为是占筮之书，所记的内容显得驳杂零乱，其中又 了不少贞兆辞，衔接成章的并不多，只能说它还处在散文正在形成的阶段。

真正标志着我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应该是《尚书》。《尚书》主要载录了殷商、西周时期的典、谟、誓、命、训、诰，以及东周作品，是上古的一部官方历史文献。卜辞与《周易》是巫官之作，《尚书》是史官之作；前者记录的是对神的祈祷与所谓神的启示，后者记录的是王公的言辞与政令。

现存的《尚书》已几经聚散，真伪杂糅。《盘庚》三篇是盘庚迁都于殷的三次训话。今天读来，文句上虽然“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但全文中心突出，议中夹叙，有生动的比喻，富于感 彩，从中可见盘庚的胸怀、胆略与神情。它与《周书》中写周公告诫周成王的《无逸》等篇，可算是较早的、比较完整的论说文。较早而又比较完整的记叙文，则可以《周书》中的《顾命》为代表。《顾命》记叙周成王之死和周康王即位的经过，先记成王临终时对大臣们的遗嘱，接着记述康王即位的仪式，之后是召公和诸侯们对康王的告诫和康王的答词，记叙具体而有层次。

《尚书》之后，散文分别向着偏重于论说的诸子散文和偏重于记述的历史散文两方面发展。

春秋末年开始，奴隶制逐步为封建制所代替，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士”阶层兴起壮大，活跃于整个社会。他们代表着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针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发表评论，提出各自的主张，展开论辩，在思想文化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刘向、刘歆父子、班固等人对先秦文化学术进行总结整理，把诸子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汉书·艺文志》）。各家著述繁多，举其要者:儒家有《论语》、《孟子》、《荀子》；道家有《老子》、《庄子》；法家有《商君书》、《韩非子》；墨家有《墨子》;杂家有《吕氏春秋》;还有兵家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由此可见论说文在春秋末至战国期间的迅猛发展。

春秋战国之交的《论语》、《孙子兵法》的出现，显示了我国散文内容和风格的重大变化：由占卜语录变为师生谈话录，由王公号令变为私家著述。《尚书》中的诰辞，虽然也带有发言者的观点、感情，但经过了史官的记录整理，终究是官方文献，比较呆板。《论语》中所记孔子及其徒弟的言谈，则活泼自由，语言中还体现出一定的人物个性。《孙子兵法》已是一部兵家的专著。全书结构谨严，各篇中心明确，论证周密，文句整饬而流畅，写得相当熟练。

到了战国中期，语录体仍旧通行，《孟子》与《墨子》、《庄子》的一部分都是，但它们已不象《论语》那样只是后学的追录，而是一个学派师徒们的集体著作；所记的也不限于单人的语录，而普遍采用对话的形式。如《孟子》一书多记论辩之辞，每章围绕一定的中心展开，多带驳论的性质。《墨子》、《庄子》中的某些篇章也相类似。这是战国中期争鸣风气盛行中所产生的典型形式。在这以前，孔子和他的徒弟形成了我国第一个学术团体，孔子是师长，德高望重，很少有人和他辩论。所以《论语》所录主要是他的解惑答疑，除个别篇章外，没有很多论证、阐发。而后墨翟另立墨学，反对儒家，写了《非儒》等批驳孔子学说的篇章。接着，孟轲挺身而出，“距杨墨，放淫辞”(《孟子·滕文公下》)，以捍卫孔子学说为己任，宣称自己的好辩是出于“不得已”。这样，诸子“蠭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汉书·艺文志》）。通过辩论，对论题阐发得更加详尽，更加透彻，因而促进了散文形式的发展。

庄周与孟轲同时，《庄子》是庄周学派的论说文集。其中论辩对答的成分依然存在，但基本上已是一种专题论说文的形式。作者不仅反驳论敌的谬误，还从正面深入地阐述自己的主张。这反映了对话语录体向专题论说文体的转化。

到了战国后期的《荀子》、《韩非子》，则完全摆脱了对话体，成为专题论著。它们已经不是一个学派的集体著述，而是学者个人的论文集；不是以驳论为主，而是以正面论说为主。这是百家争鸣不断深入的结果。《荀子》、《韩非子》的大多数篇章，都写得中心明确，条理清楚，逻辑严密，论证充分，有很强的说服力，标志着先秦论说文体的完全成熟。

诸子散文，从孔子开始，就注意文采。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又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他在列举学生特长时，有“言语，宰我、子贡”的话，后人认为“言语”是孔门“四科”之一，可见他对语言表达水平的重视。诸子作品中，只有《墨子》比较朴实，其他都文情并茂。特别是到了战国中后期，游说之风兴盛，只要能说服君主接受自己的政见，普通士子也可能跃上卿相高位。口才成了入仕的重要条件，促进了士这一阶层对语言技巧的研究，比喻、排比、夸张、映衬等修辞手法被普遍地使用。简单的比喻已不足动听，断章取义的赋《诗》言志也显得有点过时，寓言的运用就成了论说场合的新风气。《庄子·寓言》篇声称“寓言十九，籍外论之”。《韩非子》中有《说林》、《内储说》、《外储说》等篇。“说林”，意即传说故事集；“储说”，意即把传说故事储积起来。这些都是为写作准备的，表明作者已经有意识、有目的地在运用寓言。寓言的风行，大大地增添了论说的形象性，使先秦文学园地更增添光彩。

战国时期，诸侯国各自为政，既不存在巫、史之官的文化垄断，也没有秦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专制与汉儒经学的禁锢，所以作者思想比较解放，能直抒己见，发表不同的主张，并能自由地创造和选用适当的形式，形成诸子各有个性的文风，这一时期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文体。

文风方面，《论语》言简意赅，富哲理，多警句；《墨子》讲究逻辑，善于运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例作论据，多用类推法，文章浅显易懂而又结构严谨；《孟子》雄辩，明白流畅， 荡漾，气势磅礴；《庄子》 恣肆，想象奇特，精微玄妙，句式灵活多变；《荀子》论证缜密，条理清晰，托譬设喻，务求义尽，可谓典型的经师、学者之文；《韩非子》气盛言宜，剖析入微，犀利峻峭，锐不可当。他们都从不同的方面，对后代散文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在文体方面，诸子也有很大的创造性。其中有大量政治、伦理、哲学、军事、教育等方面的专题论文。有驳论性质的辩难问对，如《韩非子·难势》；有谏议上书，如《韩非子·存韩》；有学术思想的评述，如《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有解说，如《墨子》中的《经》与《说》、《韩非子》中的《解老》、《喻老》；有杂文，如《庄子·马蹄》、《韩非子·和氏》；有故事形式的说理文，如《墨子·公输》、《庄子·盗跖》。这表明各种论说文体在先秦已大体齐备，作者们依据内容来选择适合的体裁，大体上做到了各得其宜。

传说古时王者身旁设有左右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书·艺文志》）。大事记于策，小事记于简。把简策按时间顺序编在一起，就成为史书，或称“春秋”，或称“史记”。另外“诸侯建邦，各有国史”（《文心雕龙·史传》）。《墨子·明鬼》记载，有周的春秋、燕国的春秋，宋国的春秋、齐国的春秋；《孟子·离娄》记载，有晋的《乘》、楚的《梼杌》、鲁的《春秋》；还有《世本》、《竹书纪年》。墨子见过“百国春秋”，这说明春秋时期历史著作很繁盛，可惜流传下来的很少。

到了战国，不独王侯，连孟尝君之类卿大夫都有“侍史”。其时史书内容更加丰富，形式也更加多样。有编年体的《左传》，有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有记个人言行的《晏子春秋》等。统治者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作为借鉴，这是历史散文兴盛的政治原因。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整理、讲授《春秋》，正是这种见解的实践。但《春秋》只是编年的大事记，写得比较简约。其中的褒贬是通过一字一句来显示的。《左传·成公十四年》记君子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后人称之为“微言大义”或“《春秋》笔法”。其中的意义很不容易为读者所领会，后来就有解说、补充它的书出来。现存的有《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左氏传》，世称“春秋三传”。

《春秋公羊传》的作者，据说是齐人公羊高；《春秋谷梁传》的作者，据说是鲁人谷梁赤，或说名俶、喜、嘉等。他们为何时人，已难确指。师徒代代相传，大概到汉代才写成定本。《春秋公羊传》中有一些历史故事颇为生动，并有俊语，为后人所称引。《春秋谷梁传》较为平实，间或也有清婉之篇。这两传主要是阐发《春秋》微言大义的，偏重说理，而略于记事，所以文学价值不大。

《左传》作者则实践了孔子的见解，继承了《春秋》“尽而不汙”、“惩恶劝善”的精神，写出了当时社会的现实，但又抛弃了《春秋》“微而显”、“志而晦”中“微”与“晦”的色彩，鲜明地表示了作者的态度，特别是对于昏君暴吏，加以尽情的揭露，而对于优秀人物，则加以热情赞扬。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所说作者所阐发的“刺讥褒讳挹损”的精神。

韩愈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进学解》）所谓“浮夸”，正表明《左传》的文采斑斓，这是历史散文的进步。《左传》以《春秋》所记大事为纲，具体地记叙了春秋时代 250多年的历史事件。它尤其善于叙写战争，把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大小战役表现得千岩万壑，变化多端，脉络连贯，条理井然。在叙事中又着重写人，让人物在历史的矛盾冲突中呈现不同的性格；通过带故事性、戏剧性的细节描写，揭示人物的面貌。同时又从人物的一系列活动中去展现历史的变化发展过程。它尽管受到编年体的限制，还是写下了许多精美的篇章，刻画了一批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形象。历史的真实性、思想倾向的鲜明性、语言的形象性三者的有机结合，是《左传》的重大成就，形成了我国历史散文的优良传统。

主要记叙春秋时代历史的，还有一部国别体的史书《国语》，载录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国贵族的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也有一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故事的记述。其中《晋语》记骊姬害申生与重耳出走事，《吴语》、《越语》记吴越争霸事，都是较精彩的部分。柳宗元认为作者“务富文彩，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从史实的角度看，这批评不无道理。但从文学的角度而言，它恰恰从某个方面道出了《国语》的艺术价值。所以有人说：“子厚非《国语》，其文多以《国语》为法。”（刘熙载《艺概·文概》引王伯厚语）当然《国语》偏重记言，比之长于叙事写人的《左传》，在艺术上要略逊一筹。

继《国语》之后，国别体史书《战国策》则记叙战国时代的历史，尤多战国纵横家的言行。比起《左传》、《国语》来，《战国策》的叙述更连贯、更集中、更富有情节性，作者往往摄取人物的主要特征，用漫画式夸张手法进行勾勒，个别地方甚至虚构情节，使人物的精神面貌更加鲜明、更富有个性，如张仪、苏秦、鲁仲连、触龙、唐且等，都写得神采奕奕，栩栩如生。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中说：“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指明了纵横游说之辞是从古代行人辞命发展而来的。游说者为了达到猎取富贵的目的，必须要使自己的语言具有说服力和鼓动性。记录他们言论活动的《战国策》，长于铺陈，流畅恣肆，气势激昂，正是那种雄辩夸饰的游说风气的产物。

《晏子春秋》是一部春秋时代齐相晏婴言行轶事的汇编。比起史书上的人物传记，它较零碎而多虚构；比起古代“小说”，它又较多史实依据，并非尽是轶事传闻。全书从各个方面表现了一个贤良正直的忠臣形象。其中有许多结构完整、主题明确的小故事。如“晏子使楚”、“景公饮酒”等章，都写得生动逼真、富有戏剧性。《晏子春秋》体现了历史著作从一国之史转变到一人之史的新趋向，可惜这种趋向在后代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从《春秋》到《战国策》可以看到：历史散文由纲目式的大事记发展到对社会生活广泛而具体的叙述，由单纯的记事发展到记事又写人，由概念性的表述发展到形象生动的刻画。尤其是《左传》、《战国策》的作者，能够在基本符合史实的前提下，对材料有所提炼，有所加工，甚至运用合理的夸张、虚构，把历史的画面和历史人物的面貌形象地展现出来，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先秦散文虽然不是纯文学的著作，但它们对于我国文学的发展，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在文体方面，后世各种文体的滥觞，多见于先秦。在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诸篇中，常追本溯源直到先秦。先秦时期的论说及史传各体都为后世所直接继承。此外，《论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晏子春秋》“晏子使楚”章等，类于轶事；《左传》、《列子》好奇，载及鬼神，近乎志怪；子、史中的寓言故事以及《穆天子传》、《燕丹子》，可以称之为小说萌芽；而《战国策》铺陈扬厉，《庄子·说剑》与宋玉《对楚王问》增设主客问答，更可以看出汉赋的渊源。

在文风方面，刘师培《论文杂记》说：“我国文学至周末而臻极盛，《庄》、《列》之深远，苏、张之纵横，《韩非》之排奡，《荀》、《吕》之平易，皆为后世文章之祖。”确实，先秦各家的散文风格，从不同方面滋养着后代作者。

此外，先秦散文还为后代小说、戏曲创作提供了不少题材。

在表现手法上，“《春秋》笔法”、“《左传》义法”，曾被推崇为文之准绳。唐宋古文运动以诸经、诸子为旗帜，标举“文统”，莫不导源于先秦。因此，先秦散文与《诗经》、《楚辞》一起成为我国文学的基石。

参考书目

范文澜注:《文心雕龙》，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58。

罗根泽编、戚法仁注：《先秦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58。

北京大学我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北京，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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