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jingji zengzhanglun

[外文]：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

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以发达资本国家的经济进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经济增长指一定时期内，一国生产满足人民需要的商品和劳务的潜在生产能力的扩大，或者商品和劳务的实际产量的增加。由于生产能力或者实际产量的增加主要决定于一国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资本积累的数量与质量以及技术水平的高低，因此，经济增长也就意味着这些因素的扩大和改进。经济增长以真实国民总产值或人均真实国民总产值的增加或其增长率来衡量。

经济增长的思想和理论，早已体现在18～19世纪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A.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是系统地考察资本经济增长问题的一本著作。该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增加国民财富的条件，以及促进或阻碍资产阶级财富增长的原因。斯密认为，劳动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扩大生产的最重要因素。只要有合适的市场规模和一定量的资本积累这两个先决条件，劳动分工的深入进行将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从而使经济增长持续进行。

D.李嘉图的经济增长论点包含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的分析中。他和斯密一样，强调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但他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和人口增长，粮食的需求相应增加。由于耕地数量一定和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粮食价格将日趋上涨，因此引起货币工资增加（实际工资率取决于维持工人及其家属的生存费，从而固定不变），资本家的利润额随之缩小，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则随着农产品价格上涨而提高。当边际土地的产量只够支付所雇佣的工人的生存工资时，资本家的利润等于零，资本积累随之停止，资本社会进入一种只能保持简单再生产的静止状态。

T.R.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认为，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使得不加节制的人口增长必然会超过生产资料的增加，从而引起的食物短缺是迅速阻止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从英国经济学家R.F.哈罗德（1900～1978）的《动态理论》（1939）一文和《动态经济学导论：经济理论最近的若干发展及其在政策中的应用》（1948）一书，以及美国经济学家E.D.多马（1914～ ）的《资本扩充、增长率和就业》（1946）和《扩充和就业》（1947）两篇论文开端，并于5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的发展大致有三方面：

（1）由哈罗德和多马开创而在50年代深入发展的各种增长模型的建立；

（2）60年代初兴起了以E.F.丹尼森（1915～ ）为代表的增长来源研究，或称增长核算；

（3）70年代初围绕着以“增长极限”论展开的拥护增长与反对增长的辩论。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除了与战后发达资本国家在经济危机频繁爆发的同时，经济发展速度一般较快有关以外，也与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美国增长率落后于日本和西欧，以及70年代以来三废污染严重、生态平衡遭受破坏等国际政治、经济情况有着密切联系。

增长模型是现代增长理论的主体，一般称为增长理论。它显示一个国家国民收入增长过程和在这个过程中储蓄、投资、要素投入量和产量等基本元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哈罗德－多马模型是在J.M.凯恩斯的就业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把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引向长期、动态分析。凯恩斯是在1929年资本世界经济危机（1929～1933）爆发之后，于1936年提出他的就业理论的。目的在于解决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而不在于分析长期的经济增长。按照凯恩斯的分析，解决短期有效需求不足的办法就是扩大投资。投资通过乘数原理可以成倍地增加收入，提高有效需求。

哈罗德和多马认为，从长期看：

（1）储蓄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投资来源于储蓄；

（2）投资显现了两重作用，即扩大投资不但能增加有效需求和国民收入，而且还增加了资本存量和生产能力。通过扩大投资解决失业问题，就必需在下一时期增加更多的支出，才能保证新增加的资本存量及其潜在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除此之外，在长期中，人口必然增加，技术也会进步。一国经济要实现长期的稳定增长就要在以上各因素之间取得平衡。

哈罗德在他的增长模型中提出实际的、合意的和自然的三种增长率来说明他的实现稳定增长的论点。

实际增长率以G代表，基本公式为：G C=s

G是本期和上期之间实际的产量增加率，s是储蓄S与总收入Y之比，C是资本存量的实际增加量△K，即投资I与产量的实际增加量△Y之比，C称作资本－产出比。

合意的增长率是合于资本家心意的增长率，也就是生产能力能够加以充分利用的产量或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合意的增长率以GW代表，基本公式为：GWGr=s

其中Gr=△K/△Y=I/△Y。它表明产量水平的改变 （△Y）所需引致的投资量（I）。GWGr=s表明，如果一国经济按照生产能力充分利用时的增长率GW持续增长，则每年总收入必需按s/Gr的增长率增长。

自然增长率以Gn代表。它是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范围内所允许达到的增长率，是适应于劳动力增长，实现充分就业所需要的增长率。因此它决定于年平均的劳动力增长率L和年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T，即Gn=L+T

哈罗德认为G与GW，GW与Gn并没有内在的联系，它们往往是不相等的，一旦两者不相符合时，就无法调整到均衡状态，差距愈来愈大，不是造成资本经济的长期停滞就是造成长期的膨胀，成为“剃刀刃式”的增长途径。

多马的增长模型，是从如何适应投资的两重性为出发点建立的。他的模型和哈罗德的模型可以合并在一起，因此，常被称作哈罗德－多马模型。

在哈罗德模型中，假定s是给定的，还假定C是常数，即假定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比例和资本与产量的比例固定不变。这些假定并不符合实际情况。针对哈罗德模型的缺陷，在50年代中期几乎同时出现两种新的增长理论体系。一个是新古典学派增长理论，另一个是新剑桥学派增长理论。

新古典学派在增长模型中引进了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即生产中使用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并且假定两者可以互相代替。这意味着哈罗德模型中的资本－产出比C是可变的，不再是常数。因此，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通过改变生产中资本和劳动的比例来改变 C，使它具有实现均衡增长所需要的数值。这个增长理论体系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J.托宾（1918～ ）、R.M.索洛（1924～ ）、澳大利亚的T.W.斯旺和英国的J.E.米德（1907～ ）等人。

新剑桥学派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N.卡尔多。在他的增长模型中，引进了储蓄函数的概念，即由于收入水平的差别，资本家和工人的储蓄倾向不同，前者的储蓄倾向大于后者。他认为通过收入分配的调整可以使全社会的储蓄比例 s具有实现均衡增长所需要的数值。其过程是，在两个阶级储蓄倾向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增加投资，首先引起物价上涨和利润增长，资本家收入增加导致储蓄量的增加，从而扩大了全社会的储蓄水平，一直到和增加的投资相适应为止。

整个50年代，美国的经济增长率落后于除英国以外的西欧、苏联和日本各国。这种情况引起了美国国内的不安。为了找出原因，50年代以来，美国的全国经济研究局的经济学家如 M. 阿布拉莫维茨（1912～ ）、S.法布里坎特和J.W.肯德里克等人已着手分析经济增长的来源问题。肯德里克在他的统计分析中，引进全部要素生产率这一概念，它是产出量和包括劳动、资本和土地在内的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这意味着产量的增长来源有二，一是全部要素投入量的增长；一是全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实，国民经济的任何增长都是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因此全部要素生产率实质上就是全部劳动生产率。由于全部要素生产率必须在实际净产值增长和全部要素投入量增长确定以后才能计算出来，因此它被称为“余值”。对这项“余值”进行进一步分解的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丹尼森。

丹尼森在《美国经济增长的来源和我们面临的抉择》（1962）一书中，开始建立增长来源的分析和估算体系。他首先扩大要素投入量的种类，把影响效率和使用人力和非人力生产要素的各种质的因素包括进去。例如在劳动投入量中，估算平均周工时的减少，工时的年龄－性别构成的变动，职工教育水平的提高等因素对劳动投入量的影响。其次，他确定每单位投入量的产出量的变化（即全部要素生产率）来源于以下四类因素：

（1）长期因素，主要指包括技术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在内的知识进展和反映大规模生产利益的规模经济效益；

（2）过渡性因素，主要指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企业转移和小业主及其家属转变为工资劳动者后，由于生产率的提高所获得的（人力）资源再分配的利益；

（3）短期因素，指气候对农业收成的影响以及 事件、繁荣和危机期间需求变动对生产资源利用率的影响；

（4）立法环境和人类环境的变化，主要指治理污染和加强职工安全和保健等费用的增加，它是增长率的抵消项目。知识进展一项是在其他各项因素的增长确定以后才能计算出来，因此它是余值。

再次，计算各种增长因素对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根据丹尼森的《较慢经济增长的核算：70年代的美国》（1979）一书中的计算结果，美国非住宅性企业领域中，1948～1973年实际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3.56％，其中1.58个百分点来源于全部要素投入量的增长，其余的1.98个百分点来源于每单位投入量的产出量的增长。前者占该期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的44％，后者占56％。后者对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所作的贡献大于前者。再就全部要素投入量年增长率1.58％进行分析，其中1.02个百分点来源于劳动投入量的增长，0.56个百分点来源于资本投入量的增长。在劳动投入量的增长率1.02％中，来源于就业量的增加的为0.90个百分点，来源于教育水平提高的为0.52个百分点，由于工时减少和工时中的年龄-性别构成变化是负数，成为抵消项目，合共抵消了0.40个百分点。之后就每单位投入量的产出量的年增长率1.98％进行分析，其中1.41个百分点来源于知识进展，0.42个百分点来源于规模经济效益，0.37个百分点来源于资源再配置，但为立法环境和人类环境的变化和不规则因素的变动合共抵消了0.22个百分点。

根据这些分析，知识进展、就业量的增长、教育水平的提高、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和规模经济效益等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丹尼森对增长来源进行的质的分析和量的估算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他的估算仍然存在着问题：

（1）有些估算掺杂着主观成份。例如，他硬性规定国民收入增长1％，则整个经济中规模的经济效益等于它的10％，这项规定无法得到验证。

（2）经济增长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毫无疑问有密切关系，但是测定它们之间的量的关系则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职工的技巧和知识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正规教育以外获得的。

（3）知识进展是之后的余值。它包括所有没有明确的因素，也包括对已经明确的各种来源估算的误差在内。因此精确估算知识进展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在50～6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普遍接受高速增长这一模式。因为，高速增长不但是一个国家取得经济成就的标志，而且是扩大就业、缓和危机的一种手段。美国就是通过赤字财政政策，人为地长期 经济、加速增长的一个国家。但是人为地 经济增长，非但没有解决失业问题，反而发生了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的严重后果。在60年代后期，虽然象H.卡恩（1922～ ）等人对经济增长的前景一直抱乐观态度，但是K.E.博尔丁（1910～ ）在1966年把地球比作物质存储不变、容纳污染的容量有限的宇宙飞船。P.R.埃利希（1932～ ）在1970年认为地球飞船已经充分负荷，甚至超载，不能承担卡恩所想象的工业进展。增长悲观论的突出代表是D.H.梅多斯等人，他们在J.W.福雷斯特（1918～ ）系统动态学的基础上，出版了《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未来困境的报告》（1971）一书，提出了增长有限论。

系统动态学是研究一个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作用一定时期以后的动态结果。梅多斯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建立了一个世界模型，作为一个系统，世界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工业化）、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等五种增长因素作为它的子系统。他建立了这五个子系统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且给予这些关系以量的规定。通过电子计算机的计算并由它给出了答案，答案是在世界上自然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关系没有重要的变化这一假定前提下，由于世界粮食的短缺，不可再生的资源的耗竭和污染的严重，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将会发生突然和无法控制的崩溃。将早于公元2100年到来之前，增长就会停止。梅多斯等人当时认为，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在15年内停止人口和生产的增长，达到一个零增长的全球均衡。

这个耸人听闻的结论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一场大辩论。反对者把梅多斯等人称做带着计算机的马尔萨斯，把他们的模型称做世界末日模型。根据计算，如果改变一些参数，其结果不是在1970年世界即已崩溃，就是可以继续发展下去。这是因为结论已经隐藏在输入计算机的数据之中。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和技术发展的前景是反对者批驳世界末日模型的有力论点。他们认为，一旦某种资源短缺，从而它的价格以及用它作原料的商品的价格就要上涨，生产者会减少这种资源的需求，降低生产中的消耗，增加代用品的作用；消费者则会减少以它作原料的商品的需求。资源价格上涨会促进代用品的发明和创造，从而缓和短缺资源供应的紧张状态。他们认为，对人类发展持悲观论点的人几乎都把技术水平看成是相对不变的因素。其实技术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它不但可以制造新的产品、新的工艺和代用品，而且是有效控制污染的手段。从原则上说，技术发展的重要性不容置疑，但是在70年代初，技术发展的前景并不清晰，因此，整个70年代增长悲观论还有一定的市场。到了80年代初，已进入以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和新材料为基础，朝着综合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的技术革新时代。这些新技术具有节约金属原料和能源消耗、提供新型材料，极大地增加粮食产量的特点。它们动摇了增长悲观论者的主要论点，增长的乐观情绪重新抬头。

梅多斯等人的悲观结论是错误的，但是他们提出的问题是紧迫的。他们第一次从世界范围内，把资源、环境、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在量的方面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虽然这种联系还不能真正说明问题。但是这场辩论促使环境经济学和能源经济学等新学科的建立，促使国际机构和各个国家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并相应地采取了行动。

参考书目

R.F.Harrod，Towards a Dynamic Economics，Macmillan，London，1980.

E.D.Domar，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57.

J.E.Stiglitz and Hirofumi Uzawa ed.，Readinɡs in the Modern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MIT Press，Cambridge，Mass.，1969.

D.H.梅多斯等著，于树生译：《增长的极限》，商务印书馆，北京，1984。（D.H.Meadows et al.，The Limits to Growth，2nd ed.，Universe Books，New York，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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