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Xun Kuang

我国战国末期思想家、教育学。字卿，亦称孙卿或孙卿子，赵国（今山西南部）人。生卒年不详。他的主要政治、学术活动约在周赧王十七年（公元前 298）至秦王政九年（公元前 238）之间。他曾几次去当时学术活动中心齐国的稷下，三为稷下学宫祭酒。他曾依楚春申君为兰陵（今山东莒南县）令。春申君死后，他就定居兰陵，不再从事政治活动。战国末期，封建社会已渐形成，荀况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维护新兴的封建制度。他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统一的要求。荀况是战国末期儒家之后的一位 。他批判地继承了孔丘以来儒家的思想传统，又批判地吸取了道、法、墨、名各家学说，成为先秦集大成的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遗留下来的著作经后人整理成《荀子》一书，凡20卷，32篇。他的著名徒弟有李斯、韩非等。

我国自殷周以来即相信巫祝；先秦学者中，对于天，多认为是有意志的。孔丘、孟轲讲“天命”，墨翟讲“天志”；荀况则反对西周以来人格神的“天命”，认为天是自然的，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人既不能左右天行，天也不能予人以吉凶、祸福。但人应顺应天行，利用自然、战胜自然，取得好的结果；不然，就要受到灾害。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他在《天论》一篇中，讲了人们“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表现出我国早期的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

荀子这种唯物主义思想，也表现在他的认识论上。他认为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客观事物也是可以被认识的。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解蔽》)。人认识客观事物，首先是通过感觉器官与外界接触。感觉器官为耳、目、口、鼻、形体(皮肤的感觉)五种，荀况叫它们为“天官”，通过这五官而形成感觉。第二步是用“心”进行思维。他说：“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天论》)。经过“天君”的思维，对感觉得来的认识进行审察，加以辨别、验证。经过辨别、验证的认识，荀况叫“征知”。 这种见解，是具有唯物主义精神的。当然，荀况所说的心是指实体的心，不是指的大脑。

在政治、社会观点上，荀况特别重视“礼”。他认为礼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强大力量。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劝学》）。这已把礼与法联系起来，作为社会上共同的准则。荀况也曾反对奴隶主世袭制。他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王制》）。

在人性问题上，荀况认为人性是恶的。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人为)也”(《性恶》)。又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 生而礼义文理亡焉”(《性恶》)。孟轲认为人生来即具有仁、义、礼、智的先验道德，因此主张性善论。荀况对于人性的看法与孟轲相反，提倡性恶论，认为人生来只具有生理和生活的需求，人的本性是和辞让、忠信、礼义、文理等道德社会规范相矛盾的，因此他否认人的先验道德，强调通过后天的环境、教育，用礼义法治来改造和约束人性。他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性恶》）。

他认为人的成长变化，改恶从善是靠后天的积习渐染。且由于仁义 的影响，才能使“涂之人可以为禹”（《性恶》）。他强调环境、教育对人性的改造作用，但他却不能科学地说明礼义、法治的起源问题，把礼义、法治说成是少数圣人、君子的发明。

关于教育目的，从改变人的性质来看，荀况认为在于“化性起伪”。“伪起而生礼义”。从培养什么样人来看，荀况基于为初期封建统治者培养人才的需要，认为教育目的是培养士、君子、圣人。他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劝学》）。他又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敦禁我哉！”(《儒效》)“故学者固学为圣人也，非特学为无方之民也”(《礼论》)。荀况主张以培养士、君子、圣人作为教育目的，而以学为圣人作为较高的目的。

他很重视道德教育，关于道德教育的内容，主要的可概括为以下两点：

（1）崇礼尚义。荀况特别重视礼，甚至把礼推崇为有法的作用，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准则。礼是维护等级差别的。他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富国》）。“礼所以正身也，……无礼何以正身”(《修身》)。因为礼有这样大的作用，所以说：“学也者，礼法也”（《修身》）。

孔孟讲孝弟。孔丘认为孝弟是仁的根本。甚至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荀况则认为孝是小行，应以义为尚，即认为怎样是对，便应怎样做。他说：“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子道》）。人应崇尚大行，这反映出荀况的新兴地主阶级的精神。

（2）隆师亲友。这与崇礼尚义是有关系的。隆师亲友是达到崇礼尚义的手段，又是荀况很重视的道德条目。荀况很重视师友的作用，尤其尊崇老师，把师提到与天地君亲的平等地位。他曾说：“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故君子隆师而亲友，以致（极）恶其贼”（《修身》）。“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性恶》）。

关于道德修养，他提出以下几点：

（1）参验反省。荀况在《劝学篇》中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这就是说先要有广博的知识而后再以知识为依据每日参验省察自己，能这样，则知明而行无过，就有了道德修养。

（2）择善而从。荀况说：“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劝学》）。“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修身》）。

（3）积善成德。荀况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劝学》）。又说：“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儒效》）。

关于教学内容，荀况主张学习《诗》、《书》、《礼》、《乐》、《春秋》等；其中，他特别重视学《礼》。“礼”当时起着维护封建制度的作用，这些知识，又都符合他培养士、君子、圣人的要求。

关于教学方法，荀况提出以下几个原则：

（1）强学力行。荀况认为学习要注重闻、见、知、行。他对知行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意见，认为行比知更为重要，强调艰苦的学习和实际的行动。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儒效》）。同时他还认为，只有行之有效的，才是正确的。他曾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劝学》）。

（2）虚壹而静。荀况认为学为要虚、壹、静。所谓虚、就是虚心，不因已有的知识而妨碍接受新知识。所谓壹，就是专心。心中已有各种不同的知识，这叫“两”，不能使这种知识妨碍另一种知识的吸取，即“不以夫(彼)一害此一”（《解蔽》）。所谓静，即静心，能不受烦乱杂念扰乱。荀况说：“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解蔽》）。能够“虚壹而静”，才能做到“大清明”。即达到认识上完全透彻无所偏蔽的境界。

（3）学思兼顾。荀况继承了孔丘的思想，认为在学习上学与思二者都不可缺，这与他的认识论是有关系的。他说：“学不可以已”（《劝学》）。又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

（4）积渐全尽。荀况认为学习要全面、彻底、精粹。他说：“百发失一，不足谓善射；……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学也者，固学一之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劝学》）。全，也就是照顾全面，不要“蔽于一曲，而于大理”（《解蔽》）。也就是要万物并陈而设立标准来衡量，即“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解蔽》）。

（5）专一有恒。荀况认为学习要专一，要有恒心，坚持不懈。他说：“行衢道者不至，……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劝学》）。“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劝学》）。

荀况非常重视敬师问题，特别强调“师法”的重要。他说:“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人无师法，则隆性矣; 有师法，则隆积矣”(《儒效》)。他认为要“化性起伪”，积礼义为君子，就要注重师法。他强调学习必须依靠教师的指导，学生应该尊重教师。他说：“言而不称师，谓之畔；教而不称师，谓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内，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言”(《大略》)。同时，他对教师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说:“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故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致仕》）。

参考书目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

梁启雄：《荀子简释》。

参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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