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tonghuo pengzhanglun
[外文]:theories of inflation
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对资本国家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所作出的理论解释。
西方经济学界对通货膨胀一词的解释是有分歧的。例如F.von哈耶克认为:“通货膨胀一词的原意和真意是指货币数量的过度增长,这种增长将合乎规律地导致物价的上涨”。M.弗里德曼赞成这样的定义:“物价普遍的上涨就叫做通货膨胀”。P.萨缪尔森是用时期概念来看待通货膨胀的,他说:“通货膨胀的意思是:物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普遍上升的时期──面包、汽车、理发的价格上升;工资、租金等也都上升”。J.罗宾逊说:“通货膨胀是由于对同样经济活动的工资报酬率的日益增长而引起的物价直升变动”。不管西方经济学者对通货膨胀的含义怎样规定,一般说来,通货膨胀总是同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联系在一起的。所以,通货膨胀的必然结果是,物价在上涨,货币购买力在下降。
通货膨胀率的测量在各主要资本国家中,都是用一般物价水平这个概念来表明物价的变动情况。一般物价水平指的是,各类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加总在一起的平均数。如果一般物价水平在上涨,那就可以确定通货膨胀形势。
为要计算各类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加总在一起的平均价格变动幅度,就需要利用统计资料来编制物价指数。目前,各主要资本国家所编制的物价指数,通常有批发物价指数,零售物价指数(消费物价指数或生活费用指数),以及国民生产总值折算价格指数等。资本国家一般都用这些指数(更主要的用消费物价指数)来确定通货膨胀率。有的经济学者还提出,通货膨胀率应以货币供应增长率减掉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来加以判定。
通货膨胀理论的基础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们从庸俗经济学的需求或供给观点出发来看待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原因。因此,资产阶级主要的通货膨胀理论可以分为两大派: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论或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论。前者或是建立在“货币数量说”的基础上,或是以J.M.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为根据。后者是建立在“生产费用论”或“收入决定论”的基础之上的。此外,有的经济学者还提出“需求拉上”与“成本推进”对物价上涨相互影响、共同起作用的“混合理论”。还有的经济学者强调部门结构方面的物价变动特点,从而提出“结构性通货膨胀通论”。有的经济学者又将“成本推进”、“工资推进”、“利润推进”的通货膨胀归纳为“操纵价格的通货膨胀论”。
“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论西方经济学中较早的、较为重要的一种理论。它断定,通货膨胀是由总需求过度增长所引起的,即所谓“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货物”。这样,就拉开了“通货膨胀的缺口”,这时,物品和劳务的需求超过按现行价格可得到的供给,就使得物价的一般水平上涨,以便填补这个缺口,也就是说,当消费者、企业主、 的总开支超过可得到的总供给时,“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就会发生。
“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论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在西方流行的一种理论。它断定,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供给或成本方面,即使没有对物品和劳务的需求出现过度的情况,但因生产成本增加,物价也会被推进上涨。因此,一些西方经济学者把这种理论叫做“新的通货膨胀论”。其实,这一理论在西方国家早已流行过。
“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论又分为“工资推进论”和“利润推进论”。
(1)“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论认为,物价上涨的原因在于工资率的提高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工资率的提高之所以能够超过生产率的增长,是因为劳动市场由于存在工会这个“垄断”因素而成为不完全竞争市场所造成的。他们还认为,工资提高,势必引起成本增加,导致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后,工人又要求提高工资,因而再度引起物价上涨,如此循环往复,就造成了工资-物价“螺旋”上升,即所谓“通货膨胀势头”。这种理论,把通货膨胀的罪责加在工人和工会组织身上,这是错误的,因为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往往是受通货膨胀打击和威胁而采取的自卫行动。
(2)“利润推进”的通货膨胀论断定,寡头垄断企业和垄断企业为了追求更大利润,可以把价格提高到足以抵消任何成本增加额以上。正如劳动市场的不完全性是普遍的工资推进通货膨胀的先决条件一样,商品与劳务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存在则是利润推进通货膨胀的先决条件。由于许多商品的卖者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操纵着”价格,他们的商品价格的提高就会快于成本增加,以力图获取更大利润。这样,就发生利润推进的通货膨胀。但西方经济学者在提出“利润推进”的通货膨胀理论后,仍把矛头指向工人和工会。因为在他们看来,垄断企业提高价格本是由于工会工资的提高,促进了成本上升,终于逼迫厂商不得不提高商品售价。
操纵价格的通货膨胀论实质上是“成本推进”,“工资推进”、和“利润推进”的通货膨胀论的笼统说法。“操纵价格”是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一个新词,它是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G.C.米恩斯(1896~ )首先提出来的,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流行起来,它指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是由大公司经理之间通过协商或默契来确定,而不管市场情况变化,都保持这样的价格不变。因此,市场供求力量在决定价格方面只起很小作用,或根本不起作用。强大的工会也可利用“劳动市场垄断权力”对工资搞“操纵价格”,因而同样造成“操纵价格”的通货膨胀。这种理论把工会组织同垄断企业组织相提并论,把通货膨胀的根源归结为工会对工资的“操纵”,显然混淆了问题的实质。
“供求混合推进”的通货膨胀论反对把通货膨胀的原因区分为“需求拉上”或“成本推进”这种两分法,而肯定实际通货膨胀过程中包括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即所谓“拉中有推,推中有拉”。这种理论的倡导者认为,短期通货膨胀率是由有效的货币需求的水平和收入议价组织所酿成的成本结构这些力量共同决定的。而从长远看来,随着经济增长到充分就业水平,由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工资成本固定难以下降的不等价分配所引起的内部压力,将会导致物价持续上涨。因此,他们断定,要追究物价上涨的根源在于“需求拉上”,还是在于“成本推进”,是分不清楚的。这种理论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供求论”的翻版,它同样抹煞了资本国家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其矛头仍是指向工人和工会的。
结构性通货膨胀论这种理论认为,即使整个经济中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处于平衡状态时,但由于经济结构方面的因素的变动,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也将会发生。这种理论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了70年代,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的一些经济学家还根据结构性通货膨胀论,建立了一种“斯堪的纳维亚通货膨胀模式”。
结构性通货膨胀论的主要论点是:
(1)服务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慢于工业部门。
(2)两大部门的名义工资增长率将趋向一致,而货币工资增长率则首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的部门,即服务性部门的货币工资增长率要向工业部门的“看齐”。
(3)在现代资本经济制度下,大多数产品的价格是实行“成本加成定价”制(即在上涨的工资成本之上相应地加上固定的利润来确定价格水平),因而随着两大部门的货币工资的一致增长,物价水平就相应地成比例上涨。
(4)就服务性部门的产品来说,需求的价格弹性较小,而收入弹性较高,因而由于工资成本的上升,也势必产生物价的普遍上涨。
(5)价格和货币工资都具有难往下降落这样一种刚性。
斯堪的纳维亚通货膨胀模式是由挪威经济学家O.奥克鲁斯特(1915~ )最先提出,并由瑞典经济学家G.埃德格伦、K.-O.法克森(1924~ )、C.-E.奥德纳进一步加以发展的。这个模式首先将一国经济区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开放经济部门(主要包括工业),它生产出在世界市场上参加竞争的可交换商品;二是非开放经济部门(主要包括服务业),它生产出不在国际上进行贸易的商品。这一模式所研究的问题是: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极小的一个开放经济的小国的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其总的含意可用下面公式表明:π=πW+αS(λE-λS)
公式右边的变量都是外生变量,πW代表世界通货膨胀率,λE代表开放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λS代表非开放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αS代表非开放经济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而公式左边的π代表一国的通货膨胀率。
由上式可见,一个开放经济的小国的国内通货膨胀率完全可以通过世界通货膨胀率(πW)和以αS加权的两大经济部门(开放经济部门和非开放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之差(λE-λS)来加以证明。
H.弗里希对“斯堪的纳维亚通货膨胀模式”用下面简图作了说明(图中,方形内变量是外生变量,圆圈内变量是通过模式所要解释的变量):
(1)在固定汇率的条件下,世界通货膨胀率πW决定一国开放经济部门的通货膨胀率πE,即πE=πW。
(2)开放经济部门的通货膨胀率πE同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λE一起,决定了该部门的货币工资增长率WE,即WE=πE+λE。
(3)开放经济部门的货币工资增长率WE决定非开放经济部门货币工资增长率WS(因“扩散效应”,低工资要向高工资“看齐”),即WS =WE。
(4)货币工资的增长同非开放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λS一起,说明了该部门的通货膨胀率πS(单位劳动成本之上实行固定利润加码),即πS=WS-λS。
(5)通过两大经济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各自所占的比重 (αE+αS=1)而加权平均的开放经济部门的通货膨胀率πE和非开放经济部门的通货膨胀率πS,便决定一国国内通货膨胀率π,即π =αEπE+αSπS。
显然,“结构性通货膨胀论”,尽管着重于经济结构(部门的、劳动市场的、国内市场价格与世界市场价格的)方面的因素变动对物价影响的分析,实质上仍不过是“成本推进”或“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论的变种。
参考书目
E.J.夏皮罗著,杨德明等译:《宏观经济分析》,我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5。( E.J. Shapiro , Macroeconomic Analysis,4th ed., Harcourt BraceJovanovich , Inc., New York,1978.)
胡代光:《现代资产阶级通货膨胀理论批判》,我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北京,1982。
H. Frisch, Theories of Inflatio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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