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Tangdai lingmu shike

[外文]：tomb sculptures of Tang Dynasty

我国唐代帝王陵墓地表上的石刻群雕。

唐代帝王陵墓主要分布在今陕西省的蒲城、富平、三原、泾阳、礼泉、乾县一带，共有19位皇帝的18座陵墓，简称“关中唐十八陵”。它们和皇族、勋臣、贵戚的陪葬墓群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唐代陵墓区。唐代盛行用石刻作陵墓装饰，大批精美的石刻遗存展现着唐代280多年石刻艺术的发展历程。

唐代陵墓石刻的题材有仪卫性的和纪念性的两类。仪卫性题材主要有华表、飞马、独角兽(天禄、獬豸、犀)、驼鸟、石马及驭手、石狮、文武侍臣等。其中石虎、天禄、獬豸、犀等只见于早期陵墓，天马、驼鸟出现在盛唐以后。勋臣、贵戚墓的石刻以石虎、石羊为主。这些题材大多有象征性含义。纪念性题材是为了某种纪念目的而特别设立的。人物有反映唐朝与友邻关系的番酋像，仅见于昭、乾、泰、崇诸陵。动物有根据唐太宗生前的6匹爱马刻制的浮雕昭陵六骏等。

无论是哪一种题材的石刻，都直接受当时灵魂观念、等级制度和审美观念制约。它既有使用场所的特定性，又有独自的审美特性。石刻借助于一切可能调动的视觉形式因素造成巨大、庄严、冷峻、威猛、富丽、神奇等复杂的精神因素，使拜谒者在感受这气势的巨大压抑时获得崇高感。同时，石刻的人物和动物形象，也是封建理念的化身。因此其造型日渐远离生活原型而成为模式，从题材、数目、规格、陈列顺序到姿势、饰物等细节刻画，都有严格的程式规范。在使艺术形式规范化和稳定化的审美 里，还隐含着统治者祈求 稳固永恒的心理。

因山为陵是唐代帝王陵墓的重要特色。18座陵中有14座营建在“孤耸回绝”“有龙盘凤翥之势”的山峰。作为陵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刻群按严格的格局，布列成一个绝对对称、规整的庞大阵容，与当初的建筑群一起，把纯自然的巍峨山岭点化成庄严的帝王陵寝。这样的布局强调了造型的庄重感而减弱了每一件作品的生动性；强调了整体效果而减弱了每一件作品的个性；强调了轮廊的简洁概括，而求得在空旷的原野里的远视效果。

以“号墓为陵”的永康陵（高祖李渊祖父李虎）、兴宁陵(李渊父李昞)、献陵(李渊)和昭陵（太宗李世民）为代表，是唐代陵墓石刻的初创阶段。这一时期型制不一，各陵石刻的内容、数量、陈设方式和风貌都不一样。如献陵四门各置石虎1对，南立华表1对，石犀1对;昭陵仅立六骏和14座番酋像于北阙。这种格局与其后16陵迥异。此时期作品多硕壮浑厚、雄健有力，和唐初统治者雄大精神魄力同调，风格则明显地带有前代遗风，如永康陵石狮为武德元年(618)制，呈蹲式，兽高1.74米，胸部夸张，前肢挺立，侧面轮廓呈三角形，造型稳定，气势威猛，有北周作风。献陵华表贞观元年(627)至九年制，柱顶蹲狮，柱身八棱，饰卷草纹，柱础双螭盘绕，有六朝作风。献陵石犀为贞观元年至九年制，立式，兽高2.15米，长3.3米，躯体硕大，四肢坚实，作风写实。献陵石虎为贞观元年制，立式，兽高1.8米，长2.6米，造型古朴浑厚，作缓步行进状。昭陵六骏为贞观十一年至二十三年制，是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他在建立唐帝国的战争中所乘的6匹战马的雕像。六骏身姿矫健，都处在征战环境中。浮雕上方原有赞语，是李世民撰文，欧阳询书写的，今字迹已漫漶。六骏中唯名“飒露紫”的前有一武士，为太宗部将丘行恭像。

以乾陵（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合葬）、顺陵（武则天母杨氏）、定陵（中宗李显）、桥陵（睿宗李旦）、惠陵（李隆基兄让帝李宪）、恭陵（高宗太子李弘）为代表。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我国封建社会进入全盛时期。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审美心理的变化，反映在艺术造型上是展现富贵气象的宏大、富丽，以丰肌为美，和随着中外文化交流而来的“胡味”。这种趋势对陵墓石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达到成熟与昌盛时期，主要表现在：

（1）创立了固定型制。从乾陵开始在第二道门至朱雀门之间依次列置:华表（1对）、飞马（或独角兽，1对）、驼鸟（浮雕1对）、石马（或兼有驭手，5对）、侍臣（10对）、石碑;在朱雀、玄武、青龙、白虎4门立石狮(各1对);在玄武门立石马(3对)。少数陵墓稍有增改。陪葬墓按等级分别设置相应的石刻，规模都比较小。

（2）宏大的规模。自乾陵以后各陵石刻总数为50～110余座，而且高大雄伟。如乾陵、桥陵侍臣均高4～4.5米；顺陵天禄是用一块高4.55米，长4.2米，宽1.9米的整石雕成。

（3）新的艺术程式。经过初唐的发展演进，到武则天时期已经形成充分体现唐代风貌的石刻艺术程式，乾陵、 顺陵的华表、 石狮、飞马、天禄等所采用的崭新手法已经相当完善、纯熟，并对后世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4）雄大的气势。许多优秀石刻作品达到了博大深沉的精神内涵与简洁单纯的外在形式的统一。如乾陵的石狮、天马，顺陵的天禄、行狮，桥陵的石马、石狮、驼鸟以及定陵桥陵的侍臣等。无论从人物的雍容大度，雄狮耀武扬威的夸示，还是从壮硕的块体结构起伏的动势，圆润流畅的轮廓与线形中的气韵节律，都显露着自信、充实、华丽、力量、魄力等盛世气象。

以泰陵(玄宗李隆基)、建陵（肃宗李亨）、元陵（代宗李豫）、崇陵（德宗李适）为代表，是唐代陵墓石刻开始衰变的时期。石刻个体变小，艺术风格逐渐趋向平和中庸。但仍有一些作品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一定的气势。如泰陵和建陵的飞马，体态丰润矫健，英姿飒爽；泰陵文臣雍容华贵；建陵武臣勇武骠悍，仍不减大唐风韵。

自丰陵（顺宗李诵）以下，各帝王陵墓虽然极力维持旧制，但规模趋缩小。庄陵(敬宗李湛)、端陵（武宗李炎）、靖陵（僖宗李儇）已无力因山为陵而恢复土冢，规模只及盛唐帝王陵前一座陪葬墓。石刻日趋卑弱矫饰，呈现出一蹶不振的衰落景象。此时期作品比较平庸。

唐代陵墓地表上数以千计的石刻作品，经过1000多年风雨侵蚀和人为盗毁，损失相当严重，迄今保存比较完整的有兴宁、乾、顺、桥、建等陵及部分陪葬墓。现除在部分陵墓设立博物馆外，少量石刻作品已移往陕西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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