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拜当天的情景总体来说就是气氛很肃穆，格调很高，大殿依然华美，但祭器粗朴，木质的碗啊壶啊酒杯什么的，没什么象样的器皿，祭品也很简陋，肉几片，汤也是冬瓜汤，至于祭祀所必须的三牲，即牛羊肉这些，那都是臭的。祭品极简陋，朱红木簋，木壶，木酒樽，甚粗朴。簋中肉止三片，粉一铗，黍数粒，冬瓜汤一瓯而已……祀毕，牛羊已腐臭不堪闻矣。此事虽然不是正史所载，但作者张岱乃是那个时代的人，而且张岱出身仕宦之家，久居杭州，他本人喜欢游历天下，加上素养很高，所以交游广阔，与当时的名卿贵族，朝廷官员来往得相当密切。

当时崇祯派出朝中的太常寺卿去南宁主持祭祀仪式，而张岱因跟太常寺卿朱兆宣有不错的友谊关系，所以得以跟随而去。他也得以有机会见识到这场史上寒酸的皇家祭祀活动，并将其记录在《陶庵梦忆》中。壬午七月，朱兆宣薄太常，中元祭期，岱观之。而且这人也不是清朝的腿子，明朝灭亡后，张岱立志做明朝的臣民，不与清廷合作，著书良多，以寄托故国哀思，所以他也应该也不必去添油加醋，所以此事还是有着一定真实性的。

至于崇祯为何这么做，其实我们结合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就很好得出结论。崇祯十五年事什么时候?明朝是崇祯十七年灭亡的，也就是说，两年后，明朝就亡了。而当时正是明朝刚刚输掉了与满清之间的大决战松锦之战，国家可谓是一片哀嚎。再加上陕西民乱又起，李自成羽翼已成，国家面临内忧外患，出于风雨飘摇之中，朝堂内外，一片低迷。朝中大臣在这个时期的表现非常不积极，没有谁想去帮助国家度过难关，面对崇祯的询问也只是敷衍了事，他们更多的是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担忧。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一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满朝文武都已丧失信心，对大明的前途产生了深深的绝望，大明能不能活着都是个问题，帝国已老，行将就木，会有多少人随着它崩溃?许多大事都堆积在一块，相较而言，中元节在南京祭祀这样的事情，已经算不得什么了。形势不容乐观，毁灭或许转眼即至，祭祀先祖怎么做得到隆重相待?

尽管此时的崇祯仍然高高在上，但是朝堂上已经没有了任何生气，眼看着国家就要葬送在自己手中，崇祯心里的滋味可以说是非常“不爽”，整个身心都被救国一事所占据，对其他事务并不是特别关心。所以当祭祀活动的方案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也没夫去管。而且这事儿本来就是礼部的工作，如果是平时，崇祯或许会上心关注一下，但是当时他显然没心情。

当然了，毕竟是祭祖，就算没有皇帝关注，礼部也不该懈怠啊。总的来说，其实算不上懈怠，因为具体的流程，和祭祀的大致规格还是没变的。按照张岱《陶庵梦忆》描述，该拜了的拜了，该作揖的也都作了，只是祭品太过寒酸。这是无奈之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时明朝已经算得上是油尽灯枯，有点钱都拿去打仗了，真的没有富余了。

众所周知，想要举办大型活动还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当时的明朝显然已经是山穷水尽。先是国家爆发了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小冰河时期带来常年大旱，引发了蝗灾、鼠疫等一系列大规模的灾害，而且这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从万历后期开始，几乎是连年不断。对于以农耕为主的中原国家来说，这种长期灾害动摇了国家的经济基础，明朝国库也在这些年中被彻底搬空，民众生活难以维持，三军粮饷也无法满足，国家可以说是到了彻底破产的境地。

虽然崇祯兢兢业业，靠着在江南的收刮，稍微帮助明朝恢复了一点元气。但是陕西民乱，辽东女真，战事不断，无时无刻在消耗着明朝的国力。特别是崇祯十五年这个明朝之后的两年，那基本上已经油尽灯枯了。在这种经济环境之下，就算是礼部想要风光的举办祭祀仪式也是不太现实的。当然话说回来，毕竟是皇家祭祀，再穷也不至于如此寒酸。但钱不钱的，并不是较大的问题，主要还是心态上，不过是草草应付而已。而且对于崇祯来说，本来这个人就崇尚节俭，办得简陋点儿倒也符合他心意，也算是给先祖事先“请罪”了。咱们都知道，崇祯上任一来，干的最多的事儿就是下“罪己诏”，有事没事儿就请罪。综上所述，本次的祭祖活动位于特殊时期，崇祯和礼部既没心也没钱去搞这样的国家级活动，所以这次的活动也只能草草了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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