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idalin

[外文]：Иосиф 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 （1879～1953）

伟大的 主义者，苏联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1879年12月21日生于俄国梯弗里斯省哥里城的一个农民家庭，1953年3月5日在莫斯科病逝。他在中学时代就参加了革命活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 工党后，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在工人群众中传播 主义。1917年，他协助列宁领导了伟大的十月社会革命。在反击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建立了战功。从1922年起，一直任苏联 委员会 。列宁逝世后，他维护和继续执行列宁奠定的从资本向主义过渡、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路线，为社会社会在苏联的建成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反 的卫国战争。战后，领导苏联人民完成了恢复与发展苏联经济的艰巨任务。

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革命和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斯大林总结了苏联人民的实践经验，阐述了有关社会革命和主义建设的基本经济理论和基本经济政策。

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苏维埃俄国遭到了外国武装干涉并爆发了国内战争，为适应这一形势，实行了战时 主义政策。粉碎国内外敌人的武装进攻后，苏联开始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从1921年起，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党内在为什么要实行新经济政策，它的实质和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国民经济恢复后苏联一国能否建成社会社会等问题的认识上存在严重分歧。在这个时期，斯大林总结十月社会革命和苏维埃国家最初几年的实践经验，发表了《论 基础》（1924）、《十月革命和俄国 d人的策略》（1925）、《问题和答复》（1925）、《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25）、《论 的几个问题》（1926）、《论我们党内的社会 主义倾向》（1926）、《 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等著作，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深刻的阐述。

斯大林在他的著作中，对列宁的从资本向主义过渡的理论，特别是对新经济政策作了发挥性的论述。他指出，实行新经济政策，容许自由贸易，容许资本在一定范围内活跃，是为了保持和巩固工人阶级同农民在经济上的结合和联盟，在这个基础上大力发展主义工业，对农业进行主义改造，限制而后消灭资本，以建成社会社会。“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存在，预计到资本成分同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主义成分的作用日益增长而资本成分的作用日益削弱，预计到主义成分战胜资本成分。预计到消灭阶级和建立主义的经济基础”（《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302～303页）。

斯大林还论述了新经济政策的两个时期或阶段。新经济政策的退却和进攻，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发展苏维埃商业的重要性，以及新经济政策的普遍意义。

斯大林根据列宁的苏联有“建成社会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列宁选集》第4卷，第682页）的论述，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理论。斯大林指出：不能把在一国内可能建成社会社会，同主义在一国内获得之后胜利混为一谈，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取决于两个不同的矛盾的解决。前者取决于内部矛盾即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矛盾的解决；后者取决于外部矛盾即主义国家和其他一切资本国家间的矛盾的解决。斯大林指出，在苏维埃 即无产阶级条件下，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虽然有一定的矛盾，但他们之间却有着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必然超过他们之间的矛盾，从而为工农联盟奠定巩固的基础，这是在一国内可能建成社会社会的基本条件和可靠保证。

斯大林指出，农业有两条发展道路：资本道路和主义道路。前者是使大多数农民陷于贫困而让城乡资产阶级上层发财致富的道路，后者则是使农民的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的道路。工人阶级和农民，特别是农民，是乐意走主义道路的，而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工人阶级一定会采取一切办法领导和帮助农民走这条道路并取得胜利。有了这两条，就可以把广大工农群众的力量充分地调动起来，克服一切困难，建成社会社会。但是，在资本包围条件下，主义在一国内取得之后胜利则需要取决于外部矛盾的解决。因为当主义国家还只有一个国家，它还处在资本包围的条件下，如果没有至少几个国家取得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免除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因而不可能有避免资本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所以，即使社会社会在一个国家内建成，还不能说取得了主义的之后胜利。

苏联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于1925年结束，从1926年开始，进入为实现苏联主义工业化而斗争的时期。为了完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1926）、《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28）等著作中，阐述了列宁的主义工业化理论，并在具体道路和方法方面发展了这一理论。

斯大林论述了工业化的必要性和工业化的中心。他指出“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112～113页）。这是因为，建立主义的经济基础，保持国家的经济独立，对农业进行主义改造，都要求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对于工业化的实现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斯大林论述了苏联工业化的速度问题。他指出，由于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所决定，苏联必须（甚至做出必要的牺牲）以最快的速度实现主义工业化。就外部条件来说，处在资本包围条件下的苏维埃 ，不能长期地建筑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因为落后必然挨打，就会丧失独立。就内部条件来说，要保持和巩固工农联盟，在经济上仅有轻工业品和商品流通方面的结合是不够的，还需要生产方面的结合，即以现代技术装备农业，以满足农民生产上的需要，促进农业集体化的实现，保证建成社会社会。

斯大林论述了主义积累问题。他指出，一些资本国家实现工业化，由于其制度所决定，所需的资金主要是采用掠夺殖民地、索取战争赔款和靠奴役性的贷款等方法积累起来的。这些方法同主义制度都是不相容的。主义国家必须采用另一种方法即依靠内部积累、靠本国节约来发展工业。而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内部积累提供了条件。内部积累的来源主要有：剥夺地主和资本家的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把他们过去所占有并用于寄生性消费的资金用来发展工业；废除沙俄举借的外债，苏维埃 就不再为它支付大笔利息，可以用来发展工业；农民免除向地主缴纳地租，可以把自己的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发展工业；国有化的工业、商业、银行、对外贸易的盈利以及国家的财政等，更能够为工业化提供积累。依靠这些源泉，正确地合理地利用积累，实行节约制度，就能实现主义工业化。

在主义工业化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主义大工业与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的矛盾日益突出，苏联农业集体化问题提到重要日程。从1929年开始，苏联进入为实现全盘农业集体化而斗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斯大林发表了《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1929）、《胜利冲昏头脑》（1930）、《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1930）等一系列著作，根据列宁的农业合作化思想，阐述了农业集体化理论。

斯大林论述了农业中小农经济占很大比重的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他认为苏维埃 和主义建设不能长期地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即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主义工业的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因为：

（1）在过渡时期存在多种经济成分的条件下，农民小商品经济是产生资本的因素，而主义大工业则是消灭资本的因素；

（2）农民小商品经济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有的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而主义大工业则是按照扩大再生产的原则发展的。所以，为了建立主义经济基础，为了给工业的发展开辟市场和粮食、原料来源，就必须实行农业集体化，以先进的技术装备农业，变小农经济为主义大农经济，实现扩大再生产。

斯大林论述了实行农业集体化必须根据自愿原则，用说服农民，用事实和经验证明集体经济比个体经济优越的方法，把农民引上集体经济的轨道。他指出，任何想用 和强迫手段建立集体农庄的企图，都只能产生不良后果，使农民离开集体农庄运动。

斯大林论述了农业劳动组合是农业集体化的基本形式。他指出，还没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共耕社和既实行生产公有化又实行社员生活公有化的农业公社，两者都不能成为农业集体化的主要形式。只有农业劳动组合才是农业集体化的主要形式。它的特点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如土地、机器和其他农具、耕畜以及生产用的建筑物等已经实行公有化，而对宅旁园地、住宅、一部分产乳牲畜、小牲畜、家禽等则不实行公有化。这样，农业劳动组合就正确地兼顾了社员的个人利益和他们的公共利益，使个人利益适应公共利益，有利于农民走主义道路。在农业劳动组合中已不存在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因而它是主义性质的农业组织。

斯大林论述了农业集体化必须实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和消灭富农的政策。

斯大林还论述了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实行国家帮助的必要性和意义。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有过过火行为，贯彻自愿原则不够；同时，实现集体化以后，对集体农庄的经营管理缺乏完善的责任制，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斯大林在《关于农村工作》（1933）中曾接触到这一问题，但他提出的改进办法，只强调要加强农庄领导机关的责任和加强集中领导，而未能注意如何从经营管理制度上健全责任制，调动广大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1934年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主义经济基础在苏联已基本建成。从1935年开始，苏联进入了进一步开展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以增强国家经济力量，提高人民生活，巩固和完善主义制度。1941年，卫国战争的爆发暂时中断了苏联的主义建设进程。1945年战争结束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恢复与发展了国民经济，使苏联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包括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时期的建设），斯大林先后发表了《在苏联列宁 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演说》（1927）、《大转变的一年》（1929）、《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1931）、《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1931）、《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35）、《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以及《苏联主义经济问题》（1952）等著作。在这些著作特别是在《苏联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总结了苏联主义经济建设长期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论述了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建设的理论问题。

斯大林阐明了主义经济制度比资本经济制度优越之处在于：

（1）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 已经被推翻而代之以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 ；

（2）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即土地和工厂等已经从资本家和地主那里夺取过来并转为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群众所有；

（3）生产发展所服从的不是竞争和保证资本利润的原则，而是计划领导和不断提高劳动者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原则；

（4）国民收入的分配不是为了保证剥削阶级及其人数众多的寄生仆役发财致富，而是为了不断提高工农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发展城乡的主义生产；

（5）劳动群众物质生活状况的不断改善和劳动群众需求的不断提高，既是生产日益增长的源泉，因而也就保证了劳动者免遭生产过剩的危机，免受失业增长和贫困的痛苦；

（6）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不是为资本家而是为自己劳动、为人民工作的。

斯大林在《苏联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总结了30多年苏联建设主义的经验教训，论述了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并对主义若干重要经济规律作了说明。

斯大林指出，认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能废除经济规律和创造新的规律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经济规律是反映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依靠和利用它们为社会谋福利，但人们不能消灭或创造经济规律。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的人，实质上就是否认科学。否认任何预见的可能性和领导经济生活的可能性，就会陷于混乱和偶然性的王国，不可能把最起码的经济领导工作做好。

斯大林从 原理出发，论述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纠正了他过去所说的主义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观点，指出在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但只要领导机关执行正确的政策，这些矛盾就不会变成对立，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的地步。

斯大林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并表述了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较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69页）。斯大林阐明，保证较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就是主义生产的目的；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斯大林还强调：人们不是为生产而生产，那种与满足社会需要脱节的生产是会衰退和灭亡的。

斯大林论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产生的基础及其作用。他指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这一规律使国家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掌握和运用这一规律。他还认为，这一规律只有在它以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为依据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在总结苏联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斯大林论述了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他在《苏联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在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商品生产，其根本原因是主义全民所有制和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并存。在这种条件下，“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同前，下卷，第550页）。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应当作为主义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和极其有用的因素存在。斯大林强调指出，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生产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认为商品生产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的观点是不对的。主义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决不会发展为资本生产，它是为发展和巩固主义生产事业服务的。

斯大林进而论述了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他指出，在有商品生产存在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在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首先包括商品流通，同时也扩展到生产方面。主义企业在生产管理中必须考虑到价值规律的作用，它教育经济工作人员合理地进行生产，精确地计算生产量，发现和利用生产内部潜力，不断改进生产方法，降低生产成本，实行经济核算，并使企业能够赢利。它促使经济工作干部迅速成长，使他们迅速变成符合主义经济发展要求的真正领导者。

斯大林对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论述，是对 主义商品生产理论的重大发展。但是，他只承认两种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有存在商品生产的必要性，而不承认全民所有制内部各个企业之间也有存在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而不承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只承认价值规律对流通有调节作用，而不承认对生产有调节作用。

主义经济建设理论　①关于国民经济计划化理论。斯大林把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同国民经济计划化作了正确的区分。他指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客观经济规律，而国民经济计划化，则是要在研究、掌握和熟练运用这一规律的基础上，制订出反映这一规律要求的计划。因此，国民经济计划化要得到良好的结果，必须遵守两个条件：正确反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在各方面适应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斯大林认为，主义计划的本质特征是计划的指令性。依据这一观点而制定的计划管理制度，对促进苏联国民经济的发展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使苏联计划管理制度不够灵活，形成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

（2）关于主义工农业生产相互关系的理论。斯大林提出，建设主义经济必须包括整个国民经济。没有一个包括工农业在内的统一协调的国民经济，就不会有主义。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使工业同农业正确结合，是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问题。斯大林论述了工业是领导因素和主脑，它带领和引导着国民经济（包括农业）前进。但工业只有在不脱离农业的条件下才能成其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因素。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因为农业是吸收工业品的市场，是原料和粮食的供应者，是为输入设备以满足国民经济需要所必需的出口物质后备的来源。

（3）关于按劳分配理论。斯大林是最早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联系在一起，作为社会社会个人消费品分配公式，并将按劳分配具体化为按劳动的数量与质量进行分配的。斯大林还明确提出，必须取消在劳动工资与分配方面的“左”的平均主义。认为谁不根据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的差别来规定工资等级，谁就是离开了 。

（4）关于主义经营管理的理论。斯大林指出改善经营管理对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并阐述了生产和经营管理合理化的具体内容。他说：“根本改善生产技术，根本改善企业中的劳动组织，根本改善并精简全部经济机构，并且和经济机构中的 作坚决的斗争，我们把这一切称为生产和经营管理的主义合理化”（《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77页）。他认为生产和经营管理的合理化，是主义建设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之一。

（5）关于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斯大林高度重视主义经济建设中科学技术的意义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他指出“掌握科学”的口号，具有特殊的意义，不掌握科学是不能领导主义建设的，在不愿意或不善于掌握科学的人们中间，培养不出新的接班人和新的科学工作者。在30年代初，苏联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在现代化新技术的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一切部门。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斯大林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要求领导者学会重视人才，重视干部，提出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

（6）关于主义劳动竞赛理论。斯大林揭示了主义劳动竞赛的本质和意义。他认为，竞赛是在千百万劳动群众较大积极性的基础上建设主义的 主义方法，是工人阶级用来在主义基础上扭转国家全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杠杆。

（7）关于主义国家发展对外经济联系必要性的理论。斯大林认为，不仅主义国家经济依赖资本国家经济，资本国家经济也依赖主义国家经济，依赖是双方面的。所以主义国家必须发展对外经济联系。斯大林指出：要利用一切资产阶级集团，要利用他们的资金、知识和组织技能，以利于国家经济的恢复。

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占世界土地面积1/6的苏联脱离了世界资本体系，形成了资本体系和主义体系并存的局面。斯大林在《联共（布） 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苏联主义经济问题》等著作中，提出了资本总危机的理论。

斯大林认为，资本总危机是世界资本体系的总危机，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在苏联脱离了资本体系之后开始的。资本总危机的实质和基础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资本体系开始瓦解，世界分裂成为主义体系和资本体系两个对立的体系，而新生的主义体系必然会逐步地最终地在世界范围之内代替资本体系。资本总危机是整个一个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之内，主义体系不论会遇到什么样的曲折，但是它最终必然代替资本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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