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Dawenkou wenhua

我国黄河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1959年发掘的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山东省泰山周围地区，东达黄海之滨，北抵渤海南岸，西到鲁西平原东部边缘，南及江苏省淮北一带，安徽和河南省也有零星发现。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始自公元前4300年，到前2500年前后发展为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及其与山东龙山文化传承关系的确定，证明当时山东、苏北一带，是一个以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为主体的自成系统的文化区。

大汶口遗址发现后，1962年我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曲阜西夏侯遗址又发堀到文化面貌与之大体相同的一处墓地。1964年将这类遗存定名为大汶口文化。目前发现遗址已有 200来处，经过发掘的除大汶口、西夏侯外，还有山东省邹县野店、兖州王因、茌平尚庄、胶县三里河、日照东海峪、诸城呈子，江苏省邳县刘林、大墩子等十多处，多为墓地。

大汶口文化以一群特点鲜明的陶器为主要特征。在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也有灰陶、黑陶，并有少量硬质白陶。泥质陶器上常饰镂孔、划纹，有彩陶和简单的朱绘陶。砂质陶器上少数饰附加堆纹或篮纹。三足器、圈足器发达，也有平底器、圜底器和袋足器。典型器物为觚形器、釜形鼎、钵形鼎、罐形鼎、镂孔圈足豆、双鼻壶、背壶、宽肩壶、实足鬶、袋足鬶、高柄杯、瓶和大口尊等。（见彩图）

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盛行枕骨人工变形和青春期拔齿的习俗(一般拔除一对上颌侧门齿)。这里是流行于古代我国东方、南方地区的拔齿习俗的发源地。在王因、大墩子墓中的骨骸上，还发现颌骨异常变形的现象，某些个体臼齿外侧严重磨损甚至内缩，有数例在变形处置有小石球或陶球，变形当是由于长期口含小球所致。这是大汶口文化所独有的奇特习俗。此外，死者随葬獐牙、獐牙钩形器及龟甲等，也为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所少见。

大汶口文化分为 3个发展阶段。早期：约当前4300～前3500年间。以刘林、王因遗址为代表。红陶占绝大多数。典型器有觚形器、釜形鼎、钵形鼎、彩陶盆、钵等。彩陶有单色的红彩或黑彩，稍晚盛行白衣多色彩陶，纹样为花瓣纹、圆点钩叶纹、菱形纹等。中期：约当前3500～前2800年间。以大汶口墓地早、中期墓为代表。典型器物有折腹罐形鼎、实足鬶、大镂孔圈足豆、深腹背壶等。彩陶纹样除仍见早期的花瓣纹外，多用波折纹、方格纹，稍后出现红色圆点彩绘。晚期:约当前2800～前2500年间。以大汶口晚期墓为代表。灰黑陶、黄陶剧增。典型器物有篮纹鼎、袋足鬶、折腹豆、瓶、磨光黑陶高柄杯、篮纹大口尊等。彩陶数量减少，流行螺旋纹。

见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

大汶口文化的经济以原始农业为主，同黄河流域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一样，主要是种粟。在三里河遗址的一个窖穴中出土了约1立方米的朽粟，说明当时粮食已有了相当的数量。农具以石器为主。早期除使用一些磨制粗糙、保留打制痕迹的石铲、石斧外，大量使用磨制精致的穿孔斧、刀、铲、锛、凿等石器，还有骨镰、蚌镰，以及加工谷物的石杵和石磨棒。中、晚期出现了有肩石铲、大型有段石锛、石镐头和鹿角锄。从早期起，家畜饲养就较发达，遗址里出有猪、狗、牛、鸡等家畜家禽的骨骼，还有用狗或猪随葬的。中期以后以猪随葬盛行起来(整猪、半只猪、猪头或下颌骨)。大汶口 133座墓中用猪随葬的占三分之一以上，三里河的一座墓中随葬猪下颌骨多达32个，这表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猪的饲养已十分发达。渔猪在社会经济中占有一定地位。渔猎工具有尾部带孔的双倒刺或三倒刺的骨、角质鱼镖，鱼钩，扁平三角式、短铤圆柱式、长铤双翼起脊式等各式骨镞、角镞、牙镞，石质、骨质的匕首（见彩图），还有石矛、骨矛等大型投刺猎具和较多的网坠。遗址中发现有獐、斑鹿、狸和麋鹿等的残骨，这些野生动物当是狩猎的对象。王因遗址出土了至少分属于20多个个体的 残骸，与鱼、龟、鳖、蚌等同弃于垃圾之中，说明当时已能捕获大的水生动物。

大汶口文化陶器生产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早期均手制，砂质陶火候较低，陶器种类不多，造型简单，仅见觚形器、盆、钵、罐、杯、鼎、豆、大口尊等。中期开始使用轮制技术，有了少量的轮制小件器物；烧制出火候较高的灰白色陶器；器类增多，出现了实足鬶、背壶、簋形器等。晚期已使用快轮生产大件陶器，如大汶口墓中就随葬有轮制的大陶盆；制陶原料有了新的来源，发现了坩子土，用以烧制一种质地坚硬、胎壁薄匀、色泽明丽的白色、黄颜色、粉红色细砂陶器，统称为白陶，这类细砂陶器有袋足鬶、三足盉、宽肩壶和筒形豆等。这时所烧制的薄胎磨光黑陶高柄杯，代表了当时?铺展ひ盏淖罡咚剑院笊蕉轿幕翱翘盏奈适雷急噶颂跫４筱肟谖幕狗⑾钟蟹露镌煨偷奶罩?工艺美术品，中期所生产的兽形提梁器堪称工艺美术史上的珍品（见彩图）；晚期这类发现增多，如三里河出土的猪形、狗形和龟形的容器等，反映出工艺技术的纯熟和制陶业的兴旺发达。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陶窑甚少。大汶口有一座晚期的横穴式陶窑，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同类陶窑中属较进步的形式(见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制陶工艺)。

制石、制玉业较发达。早期就已大量生产出磨制精致的石器，较多地使用穿孔技术。中期以后，选用高硬度的蛋白石、流纹岩等为石料；石器的造型更加规整；器类、器型增多，出现了系列工具，在一些墓中随葬有成套的大、中、小型石锛；还出现了精致的玉铲，并有更多的玉、石装饰品，包括以不同形状的单件组成的串饰。制骨工艺十分出色。早期墓中出土有精致的小件骨雕品，如邳县大墩子遗址有一串10粒的雕花骨珠，刘林遗址有刻有猪头纹样的牙质饰物；有的獐牙钩形器的器柄刻有纤细的花纹。至中、晚期，剔地透雕技术和镶嵌技术已趋于成熟。大汶口的透雕十六齿 梳（见彩图）、花瓣纹 筒和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等，代表着我国新石器时代制骨工艺的较高水平。

大汶口文化的社会经济在中期以后有了全面、迅速的发展。白陶器、玉器、 器的出现和快轮制陶技术的应用，说明一部分手工制作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部门。

对大汶口文化的聚落布局目前了解很少，大致与黄河流域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相同，有居住区和墓地之分。发现的建筑遗迹不多，属于早期的仅有几处残迹，不得窥其整体结构。中期建筑遗存，在呈子遗址发现一座20平方米许的方形地面房基，门向南，平地挖槽筑基，槽内竖柱，填土后锤打，室内的 4个柱洞里填有碎陶片、石子、灰土，紧密坚实。大墩子墓中出土3件陶屋模型，有方形、圆形两种，都作攒尖顶，有的有门窗，四周有檐，屋外壁上刻有狗的轮廓线，它提供了中期住屋的立体形象。晚期建筑，在三里河遗址发现4座房基。一座保存较好，平面椭圆形，亦为挖槽筑基，室内有1米多深的圆形窖穴，内有朽粟，发掘者认为是座库房。

大汶口文化各氏族公共墓地上，已经发掘出墓葬约2000座。多为土坑墓，少数墓圹不清。墓地往往沿用很久，大墩子墓葬层层叠压达 8层之多，大汶口墓地沿用了千年上下。早期墓葬未发现葬具，中、晚期有结构复杂的“井”字形和其他形式的木椁。儿童与成人葬法一样，迄今未发现儿童瓮棺葬。葬式一般为单人仰身直肢，也有俯身葬、屈肢葬和二次葬。刘林墓地发现有折头葬，死者系骨盆内有胎儿骨殖的孕妇，还有一墓把死者双臂双腿盘折于胸前，这些特殊葬式，很可能是对凶死者的处理。在王因发现了“迁出墓”，墓穴中仅有指骨、趾骨、脊椎骨、肋骨等凌乱残骨，应是为实行二次葬而将死者的头骨、骨盆、长骨等迁出后的残留。

在早期的王因墓地发现了多人一次合葬墓和多人二次合葬墓，多为同性合葬，前者一墓仅 2人、3人或5人，后者多达20余人。这种合葬方式曾见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墓地，被认为是氏族成员间血缘纽带还相当牢固的表现。早期还有少量成年男女合葬墓，有人认为是父权制下的夫妻合葬，有人认为这类墓数量少，随葬品不比其他单人墓丰富，合葬的性质并不明确。中期的呈子墓地上出现了不同于王因的合葬墓。墓穴中上下叠压数人，有的仰身直肢，有的为二次葬，各有葬具和随葬品。有同性合葬，有男女合葬，有的则男女老少都有，被认为是家族的合葬。中、晚期出现了明确的夫妻合葬墓，大汶口墓地经性别鉴定的 4座均为男左女右，一墓还有一 合葬，这类墓随葬品也较丰富，一般认为是父权制确立后的夫妻合葬或妻妾殉葬的葬制。在大汶口、西夏侯，还有一些无墓主、墓主身首分离或无头但随葬品相当丰富的大墓，可能是在部落战争中为本氏族的利益牺牲的首领或成员的厚葬墓。

大汶口文化的早期，随葬品的数量、质量差别不甚悬殊。至中、晚期，在墓的规模、葬具、随葬品方面，显示出贫富差别，有的墓简陋狭小，随葬品很少或空无一物；而有的墓却十分宽大，如大汶口10号墓，有结构复杂的葬具，死者佩戴精致的玉石饰物，随葬玉铲、 器和近百件的精美陶器，还有兽骨、猪头和可能是“鳄皮鼓”残留下来的成堆鳄鱼鳞板。贫墓、富墓形成强烈的对照（见我国古代墓葬制度）。

考古和史学工作者根据大汶口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社会经济的状况和葬俗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对该文化的社会性质提出各种见解。一般认为，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一些手工制作已脱离农业而独立发展，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私有制在逐渐形成，男女合葬表明父权制已确立，因此当时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相比之下，早期贫富分化不显著，多人合葬墓可能反映着氏族成员间血缘纽带还相当牢固，因此大致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末期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阶段。也有人认为，早期的刘林墓地已有贫富分化的迹象，当时的男女合葬墓已属夫妻合葬性质，从而认为整个大汶口文化的时代都是父系氏族社会。还有个别学者根据晚期墓葬材料和莒县陵阳河、诸城前寨发现的陶器刻文，把大汶口文化视为初期奴隶社会的文化，认为我国的文明史距今最少也有6000年，不过这一论点在考古及史学界并没有得到响应。

大汶口文化的前身是分布于苏北、鲁南的青莲岗文化，或称为北辛文化。山东滕县北辛遗址的发掘，从层位和文化面貌上初步确定了大汶口文化对它的继承关系。大汶口文化的后续是山东龙山文化，这不仅有地层和年代数据作证据，而且，山东龙山文化的鼎、豆、壶、鬶等陶器的造型与装饰风格、拔牙习俗和葬俗等，都表明它是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的。

大汶口文化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联系较多。早期的多人二次合葬可能受到仰韶文化元君庙墓地、史家墓地同类葬俗的影响。早、中期之交所盛行的白衣彩陶和花瓣纹等彩陶纹样，也多见于仰韶文化。在大汶口文化晚期，两者的联系更加密切，例如，晚期遗存中有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的彩陶，而在仰韶文化腹地的中原地区，则发现了一些具有大汶口文化晚期鲜明特征的遗存，有的甚至就是大汶口文化的墓葬。据此，有人认为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其居民曾向西迁徙。

大汶口文化与长江下游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见崧泽遗址）有许多相似的文化因素，如都有发达的圈足器、三足器，有十分相近的器形。所以，有人曾把二者视为同一个青莲岗文化的两个地方类型。目前多数研究者认为，两者来源不同，经济类型不同，文化面貌从整体看来差别明显，应是有着大体相同发展过程、联系十分密切的南北并存的两支不同系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大汶口文化的资料丰富，研究也较深入。但由于目前发现多系墓地，居址材料甚少，因此对该文化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局限。更全面的了解有待大量居址的发掘。至于大汶口文化的渊源、不同地方类型等课题的研究，目前还刚刚开始。

参考书目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编：《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79。

伍人：山东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及相关问题，《文物》1982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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