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商业贸易十分繁荣，各种商品行销海内外，四方流通联系更加密切。如河南、东北的棉花供销各地，而棉花却又仰给于外省。广东佛山镇的各种铁器，行销全国，当时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说法，其他如苏州的丝、棉织品，南京的绸缎，景德镇的瓷器，广东、台湾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销各地。
特别是江南丝织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广大的国内外市场。例如南京所产的绸缎，几乎行销遍全国。当时我国的手工业产值占全世界工业、手工业产值的30%。

康熙初年一度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但是，又决定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康熙时期我国的对外贸易急剧膨胀且发展快速，大量的茶叶、丝绸、棉布、瓷器和漆器经广州口岸运往欧洲销售。清朝跟日本、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马尼拉以及欧洲也有贸易来往。甚至我国还做转手生意，把从欧洲进口的布匹出口转销日本。
在康熙年间，原本闭关锁国的我国逐渐向外界开放，并维持着国内、近邻贸易以及欧洲贸易。并且形容我国的各个省都拿各自的特产来进行贸易，而且有了联盟保护的趋势，这种趋势占据着所有的城市。
以致于大臣们都在商业领域有自己的股份，其中有许多官员都把自己的资金委托信誉好的商人代理，以图自己的资产能在贸易往来中稳健增值。并总结说除了那最贫苦的家庭，（我国人）都能通过各自的商业活动能轻松过上小康生活。
清朝对对外交流进行严厉限制，首先对出口商品有严格限制。军器、、硝碳、铜铁可以制造武器，均在严禁之列，米麦、杂粮、马匹因内地缺少，亦禁出口。书籍则可能泄露我国状况，也不许运往国外。我国本来能制造巨大的帆船，出航远洋。
到康乾时期，世界各国的航海业突飞猛进，船只越造越大，而清廷却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对于出洋的水手、客商，防范极严，“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
我国人到外国贸易，立定年限回国，如逾期不归，永远不许返回，即使三世居于外国的华侨，也要设法招回治罪并株连其家属。这种以天朝大国自居，采取不与西方通商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堵塞了可能给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提供外部的渠道。
清朝统治者不重视对外贸易的经济利益，只把通商当作怀柔的手段。当英国商人给清朝的文书中要求扩大通商，声称中英通商“与天朝有益”时，乾隆帝渝令两广总督苏昌严禁通商，[80]他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封信中也表示不用互通有无。
清朝的对外政策就是建立在这种“天朝上邦”意识和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以及诸如“不宝远物，则远人格”之类的观点上。
因而，贸易变成了“怀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为，而并非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它盲目坚持“天朝”体制，以四夷之共主的面貌出现，在国际关系中，既不考虑交往的平等性，拘泥于三跪九叩之类礼仪末节；也不考虑经济利益，用朝贡代替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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