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shehui xingzhi lunzhan

[外文]：debate on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20世纪20～30年代我国思想理论界主要围绕当时我国社会的性质究竟是资本社会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问题展开的学术争论。论战的焦点是关于我国社会性质问题，此后又论及我国社会史问题和我国农村性质问题。这场争论进行了3次，历史上简称“三次论战”。

这场论战与 国际内和我国 党内对于我国社会性质和我国革命性质的争论紧密相联。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人们对于我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感到困惑，对于确定我国革命性质的主要根据──我国的社会性质，即对我国国情的认识出现了分歧。 认为，我国资产阶级 革命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经过1925～1927年的大革命，封建势力已“受了之后打击”，“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进而认为我国社会已经是资本占优势，无产阶级只有等待资本发展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再去进行所谓社会革命，当前只能进行以“国民议会”为中心的合法运动。赞同 观点的一派人被称为“托陈取消派”或曰“托派”。当时我国 的主要负责人李立三撰写的《我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文，全面论证了我国 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我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及对我国革命的政治路线，批判了“托陈取消派”的观点。

论战很快从 党内扩展到社会，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因《新生命》杂志而得名），以 为代表的 改组派，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纷纷撰文发表自己的观点或主张。他们有的提出“我国封建制度崩坏论”，把秦汉至清朝称之为“商业资本社会”，而 战争后我国社会的性质“是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商业资本社会”；有的否认我国有封建阶级和封建制度;有的认为我国的问题全在于“五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 闹中华”。尽管派别不同，但他们都认为我国已是资本社会。而《新思潮》杂志（因而得名“新思潮派”）在1930年4月出版的“我国经济研究专号”上登载了一组文章，着重从帝国主义和我国经济的关系、民族资本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农村土地关系等方面，分析了我国经济的性质，认为封建的半封建的经济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占支配的地位，我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随后，《动力》杂志(因而得名“动力派”)继续宣传托派观点，提出“我国资本发展到了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我国经济生活的地步”，“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展到资本国家了”。对此，《新思潮》杂志、《读书杂志》、《布尔什维克》、《我国经济》等刊物又陆续发表一批文章，进一步阐述我国 党关于我国社会和我国革命的基本看法。

当我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全面展开的时候，论战又从现实转到历史，引起了大规模的对我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这实际上是前一次论战的继续和深化。论战主要围绕 3个问题：

（1）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即我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这一生产方式的时代；

（2）我国历史上有没有经过奴隶社会；

（3）关于“商业资本社会”，即现阶段我国社会的性质及我国社会向何处去的实践问题。郭生在《我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将 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和我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第一次把 战争前的我国历史依次叙述为原始社会（“大抵在西周以前即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 社会”）、奴隶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相当”）、封建社会（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进入封建时代）等几种社会形态有规律更替的历史，并认为我国历史已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奴隶制革命、周秦之际的封建制革命、清末的资本制革命。从我国历史的角度证明了 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也适用于我国的国情，阐明了我国 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此后，陶希圣、 、王礼锡、王宜昌、胡秋原等人则提出了不同的历史见解。他们认为，在原始社会之后，我国未曾经过奴隶制，就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而秦以后至清的2000多年又是一个特殊的“商业资本”；或认为 战争以后的我国跨入了资本，不承认我国存在过奴隶社会，否认 主义适用于我国。

从1934～1937年，论战主要围绕我国农村的社会性质问题展开。我国是个农业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认识我国社会性质首要的是要正确认识我国的农村。前两次论战偏重于理论上和历史上的论证，往往缺乏完备的实际材料。30年代中期，我国农村经济正陷于崩溃的境地，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而集中在城市的资金又找不到出路，于是提出了各种挽救农村破产的方案，诸如复兴农村、救济农村、乡村建设等。这些方案的设计者并未直接涉及我国农村的社会性质问题，也没有直接参与论战。但鉴于我国农村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有关我国农村社会性质的问题逐渐成为争论的焦点。

《我国经济》杂志的王宜昌、张志澄、王景波认为，在我国农村经济中，资本经济占有优势地位，农村的基本问题不是土地问题，而是资本和生产技术问题。《我国农村》杂志立即载文予以反驳。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何干之等人纷纷撰文，首先从方 上驳斥其“技术决定生产关系”等论点。他们认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上，只强调生产力而忽视生产关系的变革的观点是不对的。指出农村问题的中心不是生产技术或资本问题，而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有关我国社会性质论战的领域，逐渐从城市和工业经济深入到乡村及农业经济方面，即从我国农村社会的角度去更深一层地认识我国社会的性质问题。

持续10年之久的“三次论战”，围绕我国社会性质这个中心问题做了多方面的探讨。 主义者从各方面论证和说明了近代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 革命性质，认为马列主义完全适用于我国。“三次论战”对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因当时政治环境、认识水平的局限和 的爆发，有些理论问题的争论尚未深入展开，所遗留的一些问题以后一直在探讨中。1939年12月， 在《我国革命和我国 党》一文中明确指出:“我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只有认清我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我国革命的对象、我国革命的任务、我国革命的动力、我国革命的性质、我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我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我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这就为持续多年的关于我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做出了科学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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