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Zhongguo gudai kuangzheng he kuangye

[外文]：mining administration and mining industry in ancient China

我国自先秦至清 战争前的矿冶政策和矿冶业。

我国封建王朝基于山泽国有的原则，视矿冶为重要财源，矿政与财政密切结合。又由于矿产采炼常聚集众多人手于深山旷野，不免为豪强所盘据，有危及王朝安全之虞。因此，历代大都对矿冶采取严格管理政策，如实行官营、专卖，或征课重税，对矿山的开闭须经朝廷或地方官审批，对私采、私铸、私贩则严加处分等。

矿政与财政的结合在盐业上最为突出。我国盐产主要是海盐，仅四川井盐属矿产。

金属矿的开采和冶炼，以铜矿为最早。夏商周时代，青铜用以制造生产工具、兵器、礼器等，生产者多为奴隶，产品主要是为了“给官”。春秋晚期成书的《考工记》所载築氏（造削）、冶氏（造矢、戈、戟）、桃氏（造箭矢戈戟剑）、凫氏（造钟）、氏（造量器）、段氏（造馎器），都属官冶的铜器制造。但这时除官府奴隶生产以外，已有个体生产者存在，他们制造一般用品，被称为“工肆之人”。

铁冶大约始于春秋时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 513）有关于晋国铸铁鼎的记载。战国时铁业发展甚快，《史记·货殖列传》所记战国晚期至秦代以铁冶致富者有邯郸郭纵、赵地卓氏、宛地孔氏、曹地邴氏等，可见民营铁业颇为普遍。但民营须向国家纳重税，税收归于皇室（少府）。由于铁业关系兵器制造，封建 不会对私营放任不管。如宛孔氏在秦伐赵时被迫迁往南阳，赵卓氏在秦破赵后也被迫迁徙，就是明证。

秦时已有铁官的设置，铁官的职掌不外是管理私营铁业或实行官铁专卖。汉初无统一规定，诸封国中如吴和齐曾在当地自营盐、铁，吴王濞并自铸铜钱因而“国用富足”。到了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因财政和军事的需要，开始实行盐铁官营，设铁官49处，分别在今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江苏、湖南、四川、河北、辽宁、甘肃等地；郡不出铁者设小铁官，管销售铸器。收入归入国库。采炼所用卒徒，包括奴隶、刑徒、工匠、民夫等，铜、铁矿徒多至10万人。私铸铁器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这种官营政策有利于集中人力，开发资源，提高技术；但官营“多为大器”，“不给民用”；其给民用的，却是“铁器苦恶价贵，或强令民买卖之”。

铜的一个重要用途是铸钱，秦有半两钱。汉初，郡国多自铸造，民间滥铸问题严重。元狩五年（前118）悉禁郡国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造，所铸多为五铢钱（见彩图）。

东汉初继行盐铁官专卖制，至章帝时，以盐 败，罢盐铁之禁；但随后又复置盐铁官。东汉盐铁官由郡管辖，末期群雄割据，盐铁非复王朝所能控制。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铁冶甚受重视。三国的魏、蜀各有司金中郎将的设置。南北朝各割据势力，大都利用当地资源设置官冶。魏、晋先后在谷水白超垒侧置水冶，南燕慕容德（336～405）于商山立冶，北魏道武帝置山东诸冶以造甲兵，崔挺立铁官于光州（今河南潢川）。相州（今河北临漳县邺镇）的牵口冶为北魏兵器、农器铸作最工之处。北周夏阳诸山的铁冶每月工役约达8000人。

唐代矿冶业有缓慢的发展。唐前期，凡金、银、铁、锡之冶186处，陕、宣、润、饶、衢、信等州银冶58，铜冶96，铁山5，锡山2，铅山4，汾州矾山7。到唐后期宣宗时，增银冶2、铁山71，废铜冶27、铅山1。下面是宪宗元和时与宣宗时各一年的矿产额比较（《文献通考》卷十八）：

宋代矿业有较大的发展。宋太祖开宝五年（972），金、银、铜、铁、锡之冶总共为271处，其中金11，银84，铜46，铁77，铅30，锡16，丹砂2，水银5。北宋皇祐中的一年（1051年左右）和元丰元年（1078）的矿业发展情况如下（同前，卷十八）：

从上两表可见，宋代产量远超过唐代。宋代铜、锡、铅产量发展最快，这与商品经济需要铸钱数量增加有关。唐每年铸钱仅数十万贯，北宋则达五六百万贯。降及南宋，以东南多产铜之地。“诸处检踏，官吏大为民殃，有力之家悉务辞逊，遂至坑源废绝，矿条湮闭”（同前，卷十八）。

元代矿政极为繁苛。世祖至元三年（1267）立诸路洞冶所，次年立诸路洞冶总管府，“专掌金、银、铜、铁、丹粉、锡绿，恢办课程”；“恢办”即扩大举办。规定：诸路原有洞冶均应查明“赴制国用使司入状，立额兴煽，毋许势豪之家影占阻挠”。并就各产区设提举司，分拨冶户，规定课额。对每项金属矿都订有处分犯禁的严厉刑条。终元之世继行这一政策，盲目开采，贪污成风，而实效殊微（《续文献通考》卷二十三）。

明代初期矿禁有所松弛。洪武间除因造兵器于各省设置铁冶外，其余矿山均不许官开。洪武二十八年（1395）以内库储铁已多，罢各处官冶，令民自采，输课三十分取其二。三十年，以山西交城、江西吉州与袁州、湖广武昌、河南钧州、四川蒲江等地所设铁冶病民，革罢之。自永乐至宣德仍持谨慎态度，惟银矿有增辟，银课也有增加。至英宗朝正统三年（1438）加严银矿管理，私煎者处死，聚众偷挖者充军。其后宦官参预矿政，分赴浙、闽、滇、川等银产区，所得不偿所费，遂下令停止。宪宗成化三年（1467）又命宦官主办浙江、福建、四川、云南银矿开武陵等12县金场21处，岁役民夫55万，死者无算，仅得金53两。以后嘉靖、万历间，先后下令各省搜访、勘报矿洞，宦官四出，纷纷以开矿、督矿为名强征勒索，民不堪苛扰，激起多处民变，是为矿祸最甚之时。清初40年间，矿业停顿。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始开发铜、铅以应铸币需要，对其他矿产仍采限制方针。直到雍正末年基本上仍维持保守政策。乾隆时，实行对各种矿开放民营的政策，连历代不许私挖的金、银矿也不禁民采，开过去封建王朝未有的局面。

清代矿政管理重点在铜、铅，对民间开采除课税外并行官价收购。云南是清代开发的较大铜矿区。康熙二十四年至四十四年实行二八抽课办法，即除课十分之二实物外，余听自卖。在此办法下，滇铜发展顺利。后改为二分抽课外，其余均归官收买；商人不愿投资，生产停滞。雍正时改为除官买定额外，余铜准自卖，于是铜产复振。乾隆时矿课减为十分抽一，又对官买价格略作调整，酌留余铜自卖；于是产量继增，平均年达1000万斤以上，保证了每年大量铜钱的铸造。惟嘉庆后因矿老山荒，产量趋减。其他各省铜矿，大体是抽课二分，官买四分，余四分听民自卖。铅矿以贵州为主，乾隆前期年产曾达1000万斤以上，抽课、官买、自卖办法略如铜矿。金银矿课较高，达十分之四，但在清代矿业中不占重要地位。铁矿以广东、陕南为主，多系冶户承包税银之制。煤矿为清代新兴矿业，乾隆初开放民营，一般是对官山采煤纳轻税，民地因有田赋，免纳。清代矿政虽放手民营，但为防“聚众滋乱”，对矿区的开辟仍极审慎，边疆多列禁区；对矿工之募集、管理甚为严格，常有封禁之举。直到 战争前，我国矿业并未得到应有的发展，对当时国外已流行的新式采矿技术亦未能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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