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两广总督的正式官衔为“总督两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是清朝九位较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总管广东和广西两省的军民政务。两广设置总督，始于明代景泰三年（1452年），然而这一建制在当时尚不稳定，到成化元年（1465年）才成定制。

在明代督抚是中央派出的钦差大臣，与三司之间名义上仍是中央官与地方官的关系，地方上日常事务仍由三司管理。到了清代，这种地方政治体制变革终告完成，总督作为封疆大吏的地位确立。乾隆十四年例授都察院右都御史，乾隆四十八年例授兵部尚书。

两广地区（广东、广西）设置总督，始于明代景泰三年（1452年），当时两广“浔、梧瑶乱，……特遣一大臣督军务，乃以命（王）翱。两广有总督自翱始。”。然这一建制在当时尚不稳定，到成化元年（1465年），为平“瑶乱”再派韩雍出任两广总督，才成定制。嘉靖后，全国普遍设有节制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三司的总督和巡抚。

总督主理军务，比较固定的有蓟辽保定、宣大山西、陕西三边、两广四总督，而巡抚主民政、兼理军务，每省都有，甚至一省有几个。故而总督、巡抚的辖区、驻地与三司并不一致。在明代督抚始终是中央派出的钦差大臣，与三司之间名义上仍是中央官与地方官的关系。地方上日常事务仍由三司管理。明王朝建立后，各省实行三司分治，布政使司主管民政与财政，提刑按察使司主管司法，都指挥使司主管军事。三司互不统属，不能兼任，权归中央，听命于朝廷。

因为两广（广东、广西）瑶民、僮民的“酿乱”，朝廷不得不高度予以重视。《明史·职官志二》云：“永乐二年（1404年），遣给事中雷填巡抚广西”，“十九年（1421年），遣郭碹、艾广巡抚广东”，地方文武官员均受节制。

巡抚的设立，实际上打破了三司分治制度，但两广巡抚各有侧重。文渊阁大学士、礼部尚书邱浚云：“两广同为岭南地，其地势土俗大段不同。广西山岭崎岖，林薄深阻其中，皆瑶、僮窟穴，编民错居其间。广东十府，惟肇、高、廉三府地方犬牙交错，雷州府惟遂溪县，广州府惟连州与之相近，其余皆滨大海，地势平易，无有山林险阻。自洪武、永乐以来，朝廷惟命总兵官镇守广西，而广东一方，惟以备海洋、倭寇为急，未闻有瑶患侵犯也。”

正统至景泰年间（1436-1457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两广的瑶民、僮民不堪朝廷官员的盘剥，再度举行大规模的起义。为了两广的瑶民、僮民起义，朝廷将两广的军事重心移往三江（桂江、浔江、西江）水口的广西梧州。

景泰三年（1452年），广西浔州（今桂平）、梧州的瑶民、僮民再度举行起义，反抗官府压迫。而广东总兵官董兴、广西总兵官武毅因无上司的节制，“推诿不任事”（《明史·王翱传》），造成局势恶化。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兵部尚书于谦奏请朝廷，以镇守琢州等处署都督佥事陈旺、镇守雁门关署都指挥使翁信取代广东总兵官董兴、广西总兵官武毅，特遣右都御史王翱总督两广军务，主管两广的瑶民、僮民起义，自总兵以下皆听节制。这是两广设置总督的开端，乃战事的临时建制，府署随着征讨瑶民、僮民起义的战事而移驻。王翱出任两广总督后，不是对瑶民、僮民的反抗斗争专恃武力，而是“将吏服，推诚抚谕，瑶人向化，部内无事。”（《明史·王翱传》）

成化元年（1465年），韩雍任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由于当时的广西是平瑶、平僮的前线，两广总督赴任一般要经过广东肇庆，有些两广总督干脆坐镇肇庆指挥，待到局势稍为稳定后，才到广西梧州坐镇。

到了清代，这种地方政治体制变革终告完成，总督作为封疆大吏的地位已经确立，他们的基本职责是“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其辖区范围、官品秩位以及归属地方编制都十分明确，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巩固国家统治、稳定社会的有力支柱。

中央的一切施政方针政策，均需首达总督而推行于下，同时中央通过分权于总督而收到集权的实效。正如雍正上谕所说：“自古帝王疆理天下，必有岳牧之臣，以分猷佐治，而后四方宁谥，共臻上理，此封疆大臣，以总督为最重。”

正由于总督关乎一个地区的吏治民生及治乱兴衰，因而作为较高统治者的皇帝，对于总督人选历来都十分重视，虽说总督选任的途径有三：即皇帝亲擢、廷臣会推及吏部简选，但实际上是以皇帝亲擢为主，后两者亦得皇帝较后拍板，所以对总督的选任权便牢牢地操纵在皇帝手上，这也反映出清代皇权高度强化的历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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