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Handai tongqi

汉代用青铜制成的器物，包括各种容器(食器、酒器和水器）、烹饪器、用具、兵器、乐器、度量衡器，等等。总的说来，和商周时代相比，礼器的比重大减，生活用品的种类和数量增多，而兵器则因被铁器取代而不断减少。匈奴、东胡、西南夷等少数民族的铜器，在种类、形制和纹饰方面都有其特殊的风格，与一般的汉代铜器不同（见西丰西岔沟墓地、札赉诺尔墓地、贵州西部汉墓、晋宁石寨山滇墓）。传世的铜器，在宋代以迄20世纪前期的许多金石学书籍中，颇有著录。我国成立后，在考古调查发掘工作中又有了大量的新发现，为研究汉代铜器提供了更为丰富、可靠的资料。

汉代铜制的容器在种类和器形上与前代相比有许多变化。周代流行的簠、、敦等食器已经绝迹，豆在西汉时尚偶有所见。鼎、锺、壶、钫是最主要的食器和酒器，它们继承前代的形制而略有改变。其中钫只流行于西汉。其他盘、杯、樽、卮、鉴、、洗等容器，在形制上都具有汉代的特点。烹饪器如甗、釜、、鍪、斗等，有的继承前代的形制而略有改变，有的为汉代所新创。用具中最常见的是灯和熏炉。铜灯样式甚多，有“高灯”、“行灯”、“雁足灯”、“鹿卢灯”等类。形状特殊、制作精巧的则有河北省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朱雀灯”、“羊灯”、“当户灯”，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汉墓出土的“凤鸟灯”，甘肃省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十二枝灯”，等等。熏炉亦有各种样式，博山炉是主要的一种，为汉代所新创。其他铜制的用具，如案和熨头之类，使用甚普遍。文具有铜书刀，偶尔也有铜砚盒。计时用的铜漏壶亦有发现。到西汉，铜剑逐渐被铁剑所代替，铜戈亦在西汉中后期为铁矛和铁戟所取代。汉代铜制的兵器，主要是 机和矢镞， 机始创于战国时代，汉代在设计上颇有改进。矢镞主要流行于西汉，其铤部多改为铁质，到东汉则被铁镞所取代。

度量衡器有尺、量和权。铜尺的长度一般都为当时的一尺，甘肃省定西出土的新莽铜丈合当时的十尺。江苏省仪征还出土了东汉的圭表尺。铜量分斛、斗、升、合、龠5种，而新莽嘉量则集5者于一体。河南省陕县出土的新莽铜撮，容积为龠的五分之一。有的铜量，特别是小型量，其容积也有不合整数的。量的主体以圆形和椭圆形的为多，方形的甚少。铜权大小不一，重量不等，其形状主要有锤形和环状两种。乐器有钟、钲、铎、铃等。但是，和前代相比，钟的铸造量大减。在考古发掘中，铎和铃等的出土亦不多。汉代有时还用铜制的俑和车马的模型随葬。雷台汉墓出土的铜车、马及骑马武士，在造型和铸造技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汉代铜器的造型，已摆脱了商周铜器那种庄严、厚重、古拙的作风，显得比较灵便、轻巧，适应于现实生活的需要。与此相应，纹饰相当简素，除了少数弦纹和铺首以外，各种容器往往都是素面的。但另一方面，在铜器上鎏金、鎏银以及用金银、玻璃、宝石之类镶嵌花纹的技术则相当发达。满城汉墓出土的“楚大官糟锺”、“长乐官锺”、“错金银鸟篆纹壶”、“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徐州汉墓出土的鎏金铜砚盒和故宫博物院所藏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铭鎏金铜酒樽等，代表了这种工艺的较高水平（见彩图）。此外，湖南、广东、广西等南方地区出土的铜器，多有用细线镂刻花纹的，纹样有各种兽类、鸟类及几何图案等，显得甚为细致、流畅。

在汉代，铜镜的制作和使用比战国时代更为普遍。西汉前期，铜镜的形制和花纹保留着战国时代的作风，常见的是带有“地纹”的“蟠螭纹镜”。与战国时代不同的是，有些镜上已经有了铭文。西汉中期，开始出现“汉式镜”，主要是“草叶纹镜”和“星云纹镜”，镜上的 “地纹”都已消失。西汉后期有 “四螭镜”、“重圈纹镜”、“日光镜”和“昭明镜”等，其特点是花纹规整而简洁，铭文加长，镜钮普遍成为半球状。到了新莽时期，阴阳五行的思想反映到铜镜上，便大量制作有青龙、 白虎等“四神”纹样和子、丑、 寅、卯等“十二辰”文字的所谓“方格规矩镜”，它们一直流行于东汉的前期乃至中后期。从新莽开始，在铜镜的铭文中出现了纪年。东汉中后期，又开始流行“兽首镜”、“夔凤镜”、“盘龙镜”、“双头龙凤纹镜”等，都以图案化的动物为花纹。长江流域还出现神兽镜和画像镜；前者以东王父、西王母等神像和龙、虎等兽形为主纹，后者除神像和兽形以外，还有车马、歌舞、历史人物和传说故事等图像。汉代铜镜的花纹，纹样的设计多对称于镜面的圆心，可称“心对称”。到了东汉后期，有些铜镜如有“君宜 ”、“位至三公”铭文的“双头龙凤纹镜”和“重列式神兽镜”，其花纹则对称于镜面的直径，可称“轴对称”。

在当时的都城长安、雒阳负责制造御用和官用铜器的工官，是少府的属官尚方令丞和考工令丞，后者东汉时属太仆。根据铜器的铭文，尚方分中、左、右3部分。中尚方所制器物有鼎、 锺、壶、斗、灯等，种类最多。 机则为中、左、右3尚方所共制。考工所制铜器有鼎、锺、钫、灯、 机等，与中尚方相似。但是，铜镜都为尚方所制，不属考工的制品。度量衡器的制作，多由大司农主管。汉朝 在丹阳郡和河东郡设铜官，其产品除供官用外，也作为商品 。蜀郡和广汉郡的工官，除以制作漆器而闻名外，也制造铜器。上述有建武二十一年纪年铭的铜酒樽为蜀郡工官所造，其铭文说明制作铜器的工匠按职务不同可分为“铜涂工”、“雕工”、“凍工”和“造工”等。私营的铜器作坊也很多，其产品有时在铭文中标明价格。满城汉墓出土的1件铜钫和1件铜，分别在铭文中记明购自雒阳和河东，后者买价为八百四十钱。

汉代开发的铜矿甚多。据文献记载，并参照铜器上的铭文，当时著名的铜矿有丹阳郡的丹阳、蜀郡的严道、犍为郡的堂琅和犍为属国的朱提、越嶲郡的邛都和青蛉等处。在河北省兴隆县的寿王坟和山西省运城县的洞沟分别勘查到西汉前期和东汉后期的铜矿遗址，发现了矿井、冶炼工场的遗迹和铜锭。

参考书目

王仲殊：《汉 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

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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