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Jiuye Lixi he Huobi Tonglun

[外文]：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的一本重要著作。1936年出版，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发展和资本国家的经济政策具有重大影响。

1929年爆发空前规模的世界经济危机后，资本经济陷于长期萧条状态，失业问题极为严重。30年代以前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关于资本社会可以借助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达到充分就业的传统说教遭到彻底破产，垄断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套“医治”失业和危机以加强垄断资本统治的新辩护理论和政策措施。正是适应这个需要，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震动，把它说成是经济学经历了一场“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是A. 的学生，曾在 的影响下长期从事货币理论的研究。自20年代中期起，他开始怀疑单纯依靠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能否解决英国面临的困境，逐渐从自由放任主义的传统观点转向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但那时他只是局限在货币领域里。从1923年出版的《货币改革论》到1930年发表的《货币论》，尽管提出了一些与当时正统派经济学家相左的观点和政策建议，但无非是反对恢复金本位制，反对通货紧缩，主张实行通货管理来稳定物价水平等。1929年他与另一经济学家H.D.亨德森（1890～1952）合写一本小册子，支持自由党领袖D.劳合·乔治（1863～1945）提出举办公共工程以减少失业的方案，这是他超出货币领域，主张通过增加公共开支以摆脱失业和萧条的一个转折。此后，他集中主要精力酝酿《通论》的写作。在《货币论》中，凯恩斯已提出储蓄与投资均衡关系的分析，但在那里他只是把这两个变量看作决定利率和影响物价水平的因素，以后通过对现实问题的观察，他把储蓄和投资的均衡从决定利率转而视作决定产量和就业水平的因素，这是他突破传统经济学，建立《通论》新理论体系的一个关键。在这方面，当时在凯恩斯身边的一批剑桥年轻经济学者R.F.卡恩（1905～　）、J.E.米德（1907～　 ）、A.罗宾逊（1897～　）和J.罗宾逊、P.斯拉法等，围绕着《货币论》进行的讨论和争辩，特别是在《通论》写作过程中卡恩、J.罗宾逊和牛津大学的年轻经济学者R.F.哈罗德（1900～1978）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对《通论》的理论观点的形成，起着一定的作用。

《通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有效需求的大小决定就业量。凯恩斯所说的有效需求，是指预期可给雇主们（企业）带来较大利润量的社会总需求。雇主们就是按照这个社会总需求决定他们的生产和提供就业量的。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消费支出）和投资需求（投资支出）。他认为对有效需求，从而对就业量起最终决定作用的，主要有如下三个心理因素和货币供应量：

（1）“消费倾向”，即消费支出对收入的比率。他认为人们的消费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不如收入增加的那么多，即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收入愈增加，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距愈大。

（2）“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它决定资本边际效率。所谓资本边际效率，简单地说，就是指增加一笔投资预期可得的利润率，它随着投资的增加而递降。企业家进行投资，除了看资本边际效率高低外，还要考虑利率高低；利率不变，则投资支出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的高低，后者又取决于企业家对投资前景的预期和获利可能性的信心状态。

（3）“流动偏好”，指人们用货币形式保持自己的收入和财富的愿望强度。这种流动偏好或出于交易动机，便于应付日常支出；或出于谨慎动机，便于应付意外支出；或出于投机动机，便于抓住随时出现的投资机会。人们的流动偏好决定对货币的需求量。流动偏好愈强，对货币的需求量愈大，则愈需要给以较高的利息，人们才愿放弃这种流动性。凯恩斯认为利率的高低取决于这种对货币的需求和货币的供应量，货币的供应量则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流动偏好一定，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增加货币的供应量，降低利率， 投资。投资的变动是经济活动的动因。

在凯恩斯看来，现代资本社会之所以存在失业和萧条，就是由于上述三种心理因素交互作用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由于现代社会的消费倾向低下，在国民收入增加时，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距扩大，储蓄增加。这时除非增加投资来弥补这个差距，抵消储蓄，否则，就业量就不可能继续维持原有水平。可是，又由于那些决定投资的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特别是由于企业家对投资前景缺乏信心，投资支出往往弥补不了上述差额，储蓄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这样，就业量在尚未达到充分就业之前就停止增加或趋于下降，形成大量失业。至于经济危机的爆发，也主要是经济繁荣到达一定阶段，投资诱力减弱，企业家对投资的未来收益缺乏信心，引起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的结果。凯恩斯正是以这个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为依据，提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增加公共支出，举办公共工程，降低利率， 投资和消费等政策主张，以实现充分就业。《通论》还运用“乘数理论”（即若消费倾向一定，增加投资可以引起若干倍于投资增量的总收入增加的理论），论证公共投资对增加就业量的重要作用。

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把《通论》的出现看作“革命”，主要是因为《通论》在就业理论、利息理论、工资理论、货币理论等几个方面，摒弃了传统经济学的一些说教。《通论》与传统经济学的分歧表现在：

（1）在就业理论方面，凯恩斯抨击“供给自己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抛弃了传统经济学关于资本制度可以通过工资、物价、利率的自由伸缩，储蓄自动转化为投资，保持充分就业的教条；认为在资本社会里，由于前述有效需求的不足，并不总能达到充分就业；均衡就业量往往小于充分就业，充分就业只是可能达到的各种就业水平的一个特例和极限。

（2）在利息理论方面，传统经济学认为利率取决于投资（对资金的需求）与储蓄（对资金的供应）。若储蓄相对于投资需求来说过多了，利率就会下降，从而可以 新的投资，使投资与储蓄量又均衡，保持充分就业。凯恩斯则否定这个传统理论，认为利率不决定于储蓄与投资，而决定于人们的“流动偏好”和货币的供应量。此外，凯恩斯认为降低利率虽可 投资，但利率的下降有一定限度；如果投资前景不佳，资本边际效率很低，即使利率降到较低限度，也不足以 投资，增加就业。

（3）在工资理论方面，传统的观点认为工资决定于劳动的供求，如果对劳动的需求低于供给，出现失业，工资就会下降，工资的下降就会使就业重新增加。至于在现实生活中，充分就业之所以不能够持续，则是由于工会组织等阻止工资降低，使工资具有“刚性”的结果。凯恩斯否认这种说法，认为即使工资不具有刚性，只要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就会存在“非自愿”失业；而且，降低工资不能“救治”失业，只能使消费需求更加不足，失业状况进一步恶化。

（4）在货币理论方面，凯恩斯认为对物价起直接作用的不是货币供应量而是有效需求，前者只能间接影响物价。例如，货币供应量增加了，会使利率下降，如下降的幅度足以 投资，使有效需求增加，就有可能间接影响物价，但也须视起始的就业水平而定。若当时已达到或接近充分就业，则由此引起的有效需求增加，就会引起物价上升；但若起始的就业水平很低，则对物价的影响很小或不发生影响。

（5）在分析方法上，传统的庸俗经济学一般侧重单个企业和单个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分析以及单个商品、单个生产要素的供求与价格均衡关系的分析；而《通论》则侧重总收入、总需求、总供给、投资、消费、就业水平、物价水平等总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两者有显著区别。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常称前者为“微观经济分析”或“个量分析”；称后者为“宏观经济分析”或“总量分析”。

《通论》力图摆脱传统庸俗经济学的一些说教，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对传统庸俗经济学的核心部分：价值论和分配论，几乎没有触动，甚至认为到达了充分就业点后，传统的一套仍然适用。凯恩斯并没有真正摆脱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基本立场。所谓“凯恩斯革命”，不过是企图在宏观经济领域用一套新的理论代替已经破产的传统理论而已。

《通论》出版初期曾受到少数正统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批判和质疑，也曾引起广泛的争论，但《通论》的基本观点不久便被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凯恩斯的追随者对《通论》进行了大量的诠释、修补和发展，形成在理论和政策上具有广泛影响的凯恩斯学派，或称凯恩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50～60年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和大学讲坛上占有统治地位。

由于《通论》的总量分析是在假定现有劳动力的技艺和数量，现有资本设备的数量和技术、竞争程度、社会结构等都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它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又被称为“短期的比较静态分析”。凯恩斯的追随者为了使《通论》在理论上进一步完善，力图使它“长期化”、“动态化”，提出了各种“经济波动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寻求使资本得以稳定增长的途径。在这过程中，凯恩斯主义者内部由于对待传统庸俗经济学的态度有差异以及分析中运用的概念、前提等不同，又分解为两个分支，一是新古典综合派或称“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一是新剑桥学派。

《通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国家的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凯恩斯的追随者竭力把《通论》提出的政策建议具体化，并特别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他们以调节社会总需求（包括消费、投资、出口、 对货物和劳务的购买）、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为目标，提出在萧条时期要减低税率、增加 开支实行赤字预算、增发公债、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等以 投资和消费；在高涨时期则提高税率、控制 开支、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提高利率等，以遏制投资和消费。经过凯恩斯主义者的鼓吹和影响，战后许多资本国家纷纷把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作为政策目标，推行上述凯恩斯主义的财政金融政策。这些政策虽然在战后50～60年代对 经济增长、缓和经济危机、减少失业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资本所固有的基本矛盾，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有增无已，而危机和失业并未消除，终于到70年代初出现了物价高涨和大量失业并存的“滞胀”（见停滞膨胀）。对此，凯恩斯主义者既无法作出自圆其说的解释，更提不出可行的对策，连他们自己也哀叹凯恩斯理论出现了危机，需要重新加以诠释和修补。《通论》所阐发的理论和政策的失灵，正是当前资本制度危机加深的一个反映。

参考书目

J. 罗宾逊著，周锦如译：《就业理论引论》，商务印书馆，北京，1961。（J. Robinson，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Employment，Macmillan，London，1938.）

A. 汉森著，徐宗士译：《凯恩斯学说指南》，商务印书馆，北京，1963。（A. Hansen， A Guide to Keynes， McGraw-Hill， New York，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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