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weirensheng de wenxue

“五四”文学革命后的一种文学主张。为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组织的文学研究会所提出。他们反对封建的载道文学和游戏文学，同时反对所谓纯艺术的文学，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和服务人生，创作方法力主现实主义。

西欧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发展以来，一些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为了反对封建主义和教会势力对人生的漠视，为了廓清社会上存在的颓废没落的风气，提倡面对现实，主张正视人生。反映在文学上就出现了大批现实主义的作品，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对人民大众的不幸遭遇表现了人道主义的同情。“为人生”的主张其本质虽然是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和社会生活中争得应有的地位，但因为当时资产阶级处在上升时期，其利益和广大群众的利益相一致，从而“为人生”的主张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我国在“五四”以后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一些小资产阶级作家受到西方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影响。他们把文学为人生的主张接受过来，从“五四”以后的我国现实生活出发，基本上保存了原有的精神，加入了我国社会斗争所必需的内容，使“为人生”的文学成为“五四”以后高扬在新文学领域中的一面大旗，从而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作家，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为人生”的文学的提倡者明确宣布：“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文学研究会宣言》）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的一般问题”（茅盾《〈我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他们要求建立现实主义的文学，认为文学是“人生的镜子”（《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人怎样生活，社会怎样情形，文学就把那种种反映出来”（茅盾《文学与人生》）。他们还十分重视文学积极的社会作用，强调“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现代的活文学一定是附着于现实人生的，以促进眼前的人生为目的”（沈雁冰《大转变时期何时到来呢？》）。

在“为人生”的思想指导下，产生了一批与现实生活关系密切的创作。尽管有些作品对当时社会“只问病源，不开药方”，作者的注意力又较多地集中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但总的说来大多数作者仍是在严肃地探求“人生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写出了一些受到读者欢迎的“问题小说”。有些作品还对俄国十月革命表示了朦胧的向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反映了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一些进步的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东北欧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文学被大量地介绍和翻译进来，不但丰富和活跃了当时的新文学运动，宣传了“世界的现代思想”，也从另一个方面增进了人们对文学“为人生”这一主张的认识和理解。

“为人生”的文学这一主张比较宽泛和笼统。同是赞成“为人生”的文学的人在具体理解上就存在差异甚至分歧。有的人如沈雁冰（即茅盾）从“为人生”出发，进而提出“革命的人，一定要做革命的文学”，并且提出文学应该表现“被迫害的国度里的被侮辱被损害者”。有的人则较多抽象地强调文学的“美”、“爱”、“真”；虽然他们也并不想逃避严酷的现实，甚至也揭露社会的黑暗和丑恶，但毕竟不能深入接触社会的一些本质方面。更有人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感到迷惘，不能激起奋斗的热情，只满足于低吟人生的哀歌。因此，主张“为人生”的文学的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后来也产生了分化。有些人在革命 的推动下，更进一步接受并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有的人则由害怕革命的“人生”反而日趋保守没落。

鲁迅很早就赞同和主张“为人生”的文学，虽然他不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但他在进行小说创作时也本着这一认识。他明白地说到自己做小说，就是“抱着十多年前（按指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也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鲁迅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因而带有强烈的革命 主义思想的色彩；他创作的小说更是“为人生”的文学主张的较好实践，他后来进而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也正代表了“为人生”的文学这一主张在我国现实社会和革命过程中的必然合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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