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Sui-Tang-Wudai wenxue
隋唐五代在我国历史上,属于封建社会中期。这是由长期的南北分裂进入统一,达到空前强盛,而之后又陷于大分裂的时期,也是封建经济和文化获得高度发展的时期。
隋朝统一我国以后,采取了一些加强中央集权和恢复生产的措施,在政治、经济上,为继之出现的唐帝国打下了初步基础。隋代文学,基本上承六朝余绪,成就不高,但也提出了改革浮靡文风的要求,这一时期为由六朝文学向唐代文学的过渡时期。
唐朝前期,经过太宗贞观年间到玄宗开元年间100多年的发展,对封建的政治、经济关系作了一系列调整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和劳动者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唐王朝达到了国力强大、经济高涨的全盛阶段。同时,唐代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也出现了全面高涨的形势。唐代的经学、史学、书法、绘画、建筑、音乐、舞蹈等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文学更放射出绚烂的异彩。特别是唐代诗歌。经过“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人对齐梁余波的扫荡,以及发展其韵律、艺术表现手法方面的新形式,出现了后世所称道的“唐音”,体现了唐代新的精神和新的风格。在盛唐诗坛上,还产生了李白、杜甫以及王维、孟浩然、高適、岑参等大诗人,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高峰。清代学者沈曾植指出:“开元文盛,百家皆有跨晋、宋追两汉之思。”(《菌阁琐谈》)这种“凌跨六代”的壮志,正是盛唐时代精神的特征,是封建政治、经济高度发展在文化、文学上的反映。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以后, 削弱,藩镇割据形成,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唐德宗贞元年间到宪宗元和年间,遭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朝廷也曾一度振作,希图中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发出了革除弊端、裨补时阙、挽回颓势的呼声。反映在文学领域,便出现了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等人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产生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有为而作的诗文,形成了唐代文学开元、天宝以后又一个 。同时,由于城市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的兴起,传奇小说、曲子词、变文等适应城市生活需要的文学样式也兴盛起来,较之唐前期,文学创作有了更多方面的发展。贞元、元和时期文学的显著特征是思想内容上谋求改革,艺术形式上追求创新。诗人作家大都怀抱壮志,自觉继承盛唐文学精神,而以复古为口号。所以沈曾植说:开元、元宝以后,“经大历、贞元、元和,而唐之为唐也,六艺九流,遂成满一代之大业”(同前)。
但是,唐宪宗元和中兴的局面并未能持续很久。自唐文宗以后,随着唐王朝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社会危机愈演愈剧,终于爆发了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敲响了唐王朝的丧钟。晚唐杜牧、李商隐的诗歌,虽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但已不免抹有衰亡感伤的色彩。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诗文,继承了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的传统,批判现实也较多地显 愤激的情绪。与此同时,新兴的传奇、曲子词却更趋活跃。传奇的侠义神怪色彩更浓;温庭筠、韦庄大量创作曲子词,促进词的发展。进入五代十国以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文学趋于萎缩。只有西蜀和南唐相对说来较为安定,词在晚唐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为宋词的兴盛开辟了道路。
唐代文学,除受上述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制约外,还有一些唐王朝制订的制度、政策方针及社会风气的因素,对它的发展繁荣也有着显著影响。
唐代选拔人才,承袭并扩大了隋代的科举制度。其中最受重视的进士科以诗赋取士,以致写诗成了当时士人的必修科目。伴随科举而来的“行卷”风尚,也有助于锻炼士子的写作技能。只要诗文写得好,便可获得赏识,谋取官职,这对于中小地主阶层出身的士人从事文学创作,无疑是具有 作用的。正是他们,构成了当时作家队伍的主要力量。同时,唐代统治者大都爱好文艺,有的本身就会写诗作文,影响所及,从宫廷、官邸到酒楼、妓馆,吟诗唱曲成了普遍的风气。这也为文学创作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唐代作家作品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大大超越了前代。仅《全唐诗》所收,就有诗人2200余家,诗作48900余首。《全唐文》所收,则有作家3000余人,文章18400余篇。而且各种艺术风格纷呈,各种文学流派争胜,使得整个唐代文学园地呈现出了繁荣景象。
唐代统治者对意识形态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历朝除武后隆佛外,都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但同时提倡、扶植佛、道。这也有助于人们思想的活跃和文学创作的活跃。唐太宗曾命孔颖达等修《五经正义》,以指导士子学 、理解儒家经义,并颁布天下,规定为科试经义的依据。当时科举中的明经科,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在文学上,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诗文及文学主张,都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佛教在唐代极盛。玄奘、义净等高僧曾先后游历天竺(今印度),带回上千部佛经,大量翻译传播。除纯粹取自天竺佛学的法相宗外,当时还出现了结合我国特点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佛教宗派。道教在唐代视如国教,老子李耳被认作皇室的祖宗,尊为太上玄元皇帝。李林甫、贺知章、颜真卿、李泌、元载等著名官员,都是道教信徒。当时佛道两教的寺院,成为遍布全国的大小庄园,影响及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文人中,王勃、王维、梁肃、白居易、柳宗元、李商隐等,都与佛教发生过密切的关系。在他们的集子里,有不少为佛教寺院而写的碑、记一类文章。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山水诗,往往将写景与禅趣结合在一起。即使是反对佛教的韩愈,其名篇《南山诗》连用51“或”字的句式,也是从《华严经·入法界晶》、《佛所行赞》学来。王梵志、寒山、拾得一派的诗,则擅长用通俗的语言阐说佛理。佛教故事,对唐人小说也有影响。如《酉阳杂俎》引述顾守绩令人守丹灶的故事,出自《大唐西域记》;《续玄怪录》中杜子春的故事,袭自天竺。传奇中的剑侠故事,与密宗经典记载的“成就剑法”和种种神通也不无关系。变文更是由佛经直接演变而来的,它那种讲唱合体的形式,又影响了《长恨歌》和《长恨歌传》一类诗文的写作。佛都谈神悟境界,谈象外之说,还影响到文学批评,导致了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这一派诗论的出现。道教与当时文学的关系,也并不亚于佛教,李白就是深受道教影响的大诗人。《枕中记》等传奇小说,便明显地带有道教神异色彩。五代杜光庭的传奇集《神仙感遇传》、《墉城集仙录》和沈汾的《续仙传》等作品,都辑录了大量的神仙传说。还有为数不少的游仙诗和道观的碑记等,内容也与道教有关。但这些作品中消极成分往往占有很大比重。儒、释、道三家对唐代文学的影响,都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消极的方面。
唐代中外文化和国内各民族文化的广泛交流,音乐、舞蹈、绘画等各种艺术的普遍繁荣,也给文学增添了绚丽的光彩。当时与唐帝国通商的有高丽、日本、天竺、大食以及东南亚、中亚等地的40余国。除上述佛教文化对唐代文学具有重要影响外,还有从波斯传入的景教、祆教、摩尼教,从大食传入的 等,也都对唐代文学发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少数民族和外国的音乐、舞蹈传入中土,不仅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题材,而且促成了新的文学体裁的产生,如曲子词是配合燕乐乐调演唱的,而燕乐则大多采用或融合了少数民族和西域的音乐。另一方面,唐代文学也给了少数民族和外国以很大的影响。如古文家萧颖士,当时日本国人愿以为师;张志和的《渔父》词流传到日本,嵯峨天皇即有和作,成为日本词学的开山;白居易的诗集,也曾传到新罗和日本,为嵯峨天皇所爱赏,并为管原道真等人所仿作。在新疆, 人坎曼尔不仅抄读白诗,学 其批判现实的精神,而且还会用汉文写诗。这种文化的大交流,无疑对中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都是具有促进作用的。
唐代丰富多采的文学创作实践,还为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唐代的文学理论家,既有重视作品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的一派,如陈子昂、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皮日休等;又有侧重于探讨作品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的一派,如皎然、司空图等。他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主张,都是从创作实践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反过来又指导、推动了创作实践。其中有些理论如“文以载道”说、讽喻说、象外说等,对唐代文学和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五代文学,主要是唐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学已发展到成熟的阶段。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各种基本的文学形式在唐代都已出现,诗和文的创作更取得了高度的成就。
参考书目
沈曾植:《海日楼札丛》,中华书局,北京,1962。
郭绍虞:《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79。
岑仲勉:《隋唐史》(新一版),中华书局,北京,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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